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

朱自清是一位温和的知识分子，他在四十年代那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一个能被许多人接受的，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了许多年的中文系主任，是一个能办具体事的人，也愿意为人服务。

在政治上，他也不是完全向左靠，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政治上，并不向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他和陈寅恪是一样的，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更看重自己的学术。

我们过去较少注意他和陈寅恪的关系，现在《朱自清全集》出齐了，我们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能够看出他在西南联大和陈寅恪的来往比闻一多要多，那时朱自清对闻一多过于热衷政治是有看法的，他在日记中就说过，闻一多在政治方面花得时间和精力太多，那时朱自清和陈寅恪的来往，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把《朱自清日记》中有关和陈寅恪的来往抄在下面：

1932年11月4日：上午接陈寅恪先生来信，于课程有所签注。(9卷，171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3年2月25日：下午访陈寅恪家，与竹同。(201页)

1933年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谈所藏西书善本，寅恪谓有《亚里斯多德(Aristotel)集释》一种，时价值二三千元。又变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又变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做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也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寅恪谈吐极佳，余第一次见其意兴好也。(202)

朱自清是一位温和的知识分子，他在四十年代那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一个能被许多人接受的，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了许多年的中文系主任，是一个能办具体事的人，也愿意为人服务。

在政治上，他也不是完全向左靠，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政治上，并不向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他和陈寅恪是一样的，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更看重自己的学术。

我们过去较少注意他和陈寅恪的关系，现在《朱自清全集》出齐了，我们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能够看出他在西南联大和陈寅恪的来往比闻一多要多，那时朱自清对闻一多过于热衷政治是有看法的，他在日记中就说过，闻一多在政治方面花得时间和精力太多，那时朱自清和陈寅恪的来往，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之间似乎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把《朱自清日记》中有关和陈寅恪的来往抄在下面：

1932年11月4日：上午接陈寅恪先生来信，于课程有所签注。(9卷，171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3年2月25日：下午访陈寅恪家，与竹同。(201页)

1933年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谈所藏西书善本，寅恪谓有《亚里斯多德(Aristotel)集释》一种，时价值二三千元。又变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又变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做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也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寅恪谈吐极佳，余第一次见其意兴好也。(202)

1933年3月21日：下午访孙铁仙喝茶，茶后访陈寅恪，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相反，其逻辑推论(Logical Consequences)有二、1、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颇疑二叶及闻有野心来耍手段(Play Politice)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韩谓清华外国语文系自公超来后颇多事，其说乃闻诸温特(Winter)温特似与公超善，不知何有此言。陈前日开会时间太长，神经又颇受刺激，故颇失常态。今日所言甚简而重复不知若干次，渠意在取瑟而歌。

赴平伯所，平伯亦不以陈此次态度为然。(208页)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陈先生问题极佳，录数则：

一、新旧唐书记载籍贯以《新唐书》为可信，因《旧唐书》据碑志多记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饭，分食，多用匙;广东用手，中土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从高丽情形及诗中见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称为摩诃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译之大乘天、解脱天也。天为印人称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职趋势，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209页)

1933年4月17日：徐中舒来访，陈寅恪告我同人以论乐府之精者。(212页)

1933年5月3日：下午又访寅恪，商课程，大体已定。(215页)

陈不阅萧涤非论文。

陈谈中国乐谱之最早者，当推日僧空海所录唐人《梵吹谱》，其中平仄声与今迥异，此或系六朝遗声;空海入唐在文宗时，犹中唐也。此谱名《鱼山集》(《高僧传》谓吹传于曹子建，乃在鱼山听梵音而制)，本见元人钞本，今印入《声明及音律》一书中。其次即刘半农藏《敦煌卷子》中乐谱，殆五代时物，此卷在美国某博物院中，李济之摄影以赠刘者，盖数年前事。再次则为姜白石谱。再次则为《事林广记》中乐谱，书为宋元间人所辑，日本印行，不易得，沈子培以其中乐谱抽印单行。(216页)

1933年9月8日下午访寅恪先生，承告桥川著关于陶集之书内有郑叔问札记。(246页)

1933年11月16日：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263页)

1933年11月23日：陈寅恪谈郝兰皋稿无多精要之品。(264页)

1933年11月29日：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265页)

1933年12月10日：昨孙子书谈寅恪文，竟未见，甚惭。(268页)

读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陈义凡三：1，中土平、上、去三声之分，系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入声不易混，自为一类)。2，四声之说起于周 、沈约，以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居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实情理之当然，而帽《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之生卒考之，建康经吹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中世而及于齐之初年。是时竟陵王子良在鸡笼西邸，同时集诸文士作四部要略〉，又集诸僧造〈经吹新声〉，此又二者相关之机缘也。至曹植〈鱼山集〉，自系伪作，其事出刘敬叔之〈异苑〉，及刘义庆〈演脸记〉。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会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3，论四声者皆说五声而不及四声，盖四声只用于属文，谈音理则当五言五也。(269页)1934年2月15日：又论陈寅恪治学与王静安异，其爱好太博也。(281页)

1934年4月17日：与平伯、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极盛。(290页)

1934年5月15日：访寅恪，商考霍世休事，又告以难聘刘子植事。(292页)

1934年5月31日：下午访一多，商定下年课程。又见陈寅恪，谈话甚得益。彼论“相”“见”“所”等字，谓恐当入中性(Medidum)，非施非授也。又谓“王若曰”，“若”即藏文之“尼”，乃指示主格者。又论“家”时，谓《三朝北盟合编》有“南家”之称，又谓即“司马家八”之谓。又谓刘半农曾译惠特尼(Whitney)之序论，可看。(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