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一九二五年，张爱玲五岁，不过，却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少帅》故事开始的时间。这一年，赵四小姐十三岁，张学良二十四岁。张爱玲把她和他，分别变成周四小姐和少帅陈叔覃，安排他们相遇了。
为什么要写张学良?附在《少帅》(皇冠出版社)一书后的冯晞乾《考证与评析》中说，张爱玲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赵四说过，没有西安事变，她跟少帅早就完了;赵四与张学良的奇情故事触动了张爱玲，“是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仿佛赵四就是现实中的白流苏。
张爱玲对《少帅》一书抱有很高的期望，一九六四年五月，给邝文美中信中写，“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中心”，花了三年功夫，但这本书却没有写完，只出了七章，二万三千英文字。
成全白流苏的不过是一个城市陷落，而成全赵四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兴亡。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就了一段爱情，但还未写到大事发生，张爱玲已经把这个故事腰斩了。直接原因是对美国市场能否出版相当不乐观，美国的友人并不看好这个题材，她只好暂停写作;但我猜想，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张爱玲对张学良的认识越发清楚了。张爱玲并不是囿于政治派别的人，左或者右，未必会影响她对一个人的判断;然而，在更多深入历史后，张的品行或趣味让她兴味索然。在一九九一年张学良获释后，张爱玲明确表示，她已经放弃了这个题材。她的原话是：“对张学良我已失去了兴趣，认为他是个limousineliberal(坐大轿车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讨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开始写《少帅》的张爱玲，四十一岁，她借用了一个十三岁女童的视角;写《倾城之恋》的她，二十三岁时，借用二十八岁的离婚少妇的视角(据张爱玲所说，她原想把白流苏设定的年龄更大些，只是担心读者不能接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这是一部规模更大也更具野心的《倾城之恋》。
一九二五年，张爱玲五岁，不过，却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少帅》故事开始的时间。这一年，赵四小姐十三岁，张学良二十四岁。张爱玲把她和他，分别变成周四小姐和少帅陈叔覃，安排他们相遇了。
为什么要写张学良?附在《少帅》(皇冠出版社)一书后的冯晞乾《考证与评析》中说，张爱玲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赵四说过，没有西安事变，她跟少帅早就完了;赵四与张学良的奇情故事触动了张爱玲，“是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仿佛赵四就是现实中的白流苏。
张爱玲对《少帅》一书抱有很高的期望，一九六四年五月，给邝文美中信中写，“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小说为中心”，花了三年功夫，但这本书却没有写完，只出了七章，二万三千英文字。
成全白流苏的不过是一个城市陷落，而成全赵四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兴亡。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就了一段爱情，但还未写到大事发生，张爱玲已经把这个故事腰斩了。直接原因是对美国市场能否出版相当不乐观，美国的友人并不看好这个题材，她只好暂停写作;但我猜想，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张爱玲对张学良的认识越发清楚了。张爱玲并不是囿于政治派别的人，左或者右，未必会影响她对一个人的判断;然而，在更多深入历史后，张的品行或趣味让她兴味索然。在一九九一年张学良获释后，张爱玲明确表示，她已经放弃了这个题材。她的原话是：“对张学良我已失去了兴趣，认为他是个limousineliberal(坐大轿车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讨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开始写《少帅》的张爱玲，四十一岁，她借用了一个十三岁女童的视角;写《倾城之恋》的她，二十三岁时，借用二十八岁的离婚少妇的视角(据张爱玲所说，她原想把白流苏设定的年龄更大些，只是担心读者不能接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这是一部规模更大也更具野心的《倾城之恋》。
在写《倾城之恋》时，张爱玲并未遇到胡兰成，未曾恋爱过，故事中的白流苏扪镜自照，“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写到亲热，不过是描摩范、白二人在月光下的第一次吻，暧昧朦胧、蠢蠢欲动之情愫，倒是既吻合少妇情怀，也不失美感，符合小资们想象中的“苍凉的手势”之造型。
然而，《少帅》的奇崛在于，一幕接一幕的性场面，穿插在时局对谈中。性描写，不仅是重要的情节，而且就是整部小说的骨与魂;就这部未完小说的篇幅而言，性描写占的比例之高，在严肃小说中，着实罕见。这就不是人人都喜欢、人人都吃得消的了。
写作《少帅》时，张爱玲已和赖雅结婚五年。在张迷们口中念念不忘了胡兰成，从相识到仳离，不过三年多。但张爱玲遭遇战乱，遭遇家国幻灭，辗转香港等多城，经济窘迫，对世情的认知早已非当年可比。所以，她笔下的周四与少帅的情爱，毫不客气地褪去了浪漫的外衣，直接就是肉帛相见。只是，这个“肉”，却毫无艳光。真实历史中的赵四小姐是十六或十七岁遇见张学良的，而周四遇见少帅的时候，只有十二岁(虚岁十三)，她早熟，但情欲并没有萌芽。少帅在花园里拉着她的手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瘦了是因为我吗?她羞涩地跑开了。然后，这位小姑娘，“既如释重负又异常快乐。他爱她。随他们说媒去，发生什么她都无所谓了。他爱她，永远不会改变。居然还是下午，真叫人惊异。”
真叫人惊异，这就算爱情了?这只会是十二岁女孩的爱情。年幼的周四被少帅诱奸，迷惘中，她反复申明，“他好爱她。有了这个神奇的巧合，什么事都有可能。”
少帅有时溜到周四身边，有时把她接到府里来，总是迫不及待地与她发生关系。“坐在他身上使她感到极其怪异，仿佛有一个蒙着布的活塞，或是一条挥打着返祖般的尾巴，在轻轻棰击她。”这时的周四走神了，“她想起的是小时候老妈子们给她讲过脊柱下端尾骨的笑话，也让她摸过自己的尾骨。”
“他的头毵毵地摩擦着她裸露的乳房，使她有点害怕和恶心，她哪里来的这样一个吮奶的成年儿子。”周四又在走神了，“她低头看看那个缓缓平复的苍白小三角形，不无忧虑。”
“一只兽在吃她。她从自己竖起的大腿间看见他低俯的头，比例放大了，他的头发摩擦着她，使她毛骨悚然。”她在害怕。
周四太幼小了，正如文中所言，“两性间的基本法则她一窍不通”。
“疼。”
“马上就不疼了。”他停下好几次。
“不行，还是疼。”
“我们今天要办完它。”
还在机械地棰着打着，像先前一样难受，现在是把她绑在刑具上要硬扯成两半。
周四终于在难苦中有所感悟了：“古来所谓的鱼水之欢和鸳鸯交颈舞，不如说是一条狗在自顾自的撞向树椿。她忍不住大笑，终于连泪水也笑出来了。”
少帅在周四眼中，是幻想中的反父权的人物。但张爱玲知道他不是。少帅根本就不可能弑父。十七岁时，周四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才发出了“造反的皇太子有什么下场”这种感慨。他可不会为了周四去干什么。
研究者冯晞乾在考证后认为，《雷峰塔》、《易经》、《少帅》才是张爱玲的自传三部曲，写于七十年代的《小团圆》反倒是豁出去地讲自己了，过于写实。《少帅》中的少帅，与现实中的胡兰成，在“背叛者”(虽然一个亲日一个抗日)这一点上，在与周四(张爱玲)相距十来岁的年龄差别上，在战乱的大时局中辗转生存、颠沛流离这一点上都很相似;更何况，少帅(胡兰成)都有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大老婆，又都很风流(少帅有暧昧对象朱三小姐和国姨宋美龄)。这种比附显然是有意为之的。
为什么张爱玲要把这个“倾城之恋”的故事一讲再讲?
我不太喜欢把一个好作家的写作动机归为“真爱”之类的，揣测谁对谁真爱谁对谁凉薄。人生痛苦而漫长，不同时期的感情需求是不一样的。她早已对胡兰成截断了任何念想;与赖雅，虽然经济窘迫，倒也算琴瑟和谐，《张爱玲年谱》中大量他们一起吃饭、逛街的细节足以说明问题。只能说，与胡兰成在一起的那段岁月，正是对应着中国的大时代，一个“有几个狼奔豕突的燕和赵，有几个狗屠驴贩的奴和盗”的时代，一个百姓们流失离所、随时天上飞来炸弹，不知道生在哪里死在哪里的时代;而她，正逢青春，一颗不安的心跌跌撞撞地寻找出路，又遇上一个在时代舞台上扮演某种吃重角色的“汉奸”，连自身也在剧中了，肉身与心灵都陷入迷乱中。那种青春成长痛，胶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舞台上，如此强烈的戏剧张力，难道不是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素材吗?何况是她的亲身经历?
念念不忘，未必是因为爱，而是借某个角色来观照世界，这是一个职业作家的本分。事实上，以人的一生为尺度的话，“爱情”这种东西未必如文艺青年想象的那么重要。对于写出过《秧歌》(1953年)这种杰作的张爱玲来说，更该作如是观。《少帅》中，她孜孜不倦地搜集史料，忠实地把这些素材逐一写进小说;只不过，她挑选了“少女是如何看待大时代”这个她更熟悉，也更有感觉的切入口罢了。张爱玲笔下的性，既不纯洁，也不浪漫，连肉欲也无，只剩冷静、克制、事不关己。显然，这是一个剥离了情欲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
周四被卷入历史事件中，改变一生，起因是肇始于性。她在不情愿又无力拒绝的性中间成长起来，误以为那是爱，慢慢地，在误会中变成了真爱。有一幕，我印象犹深。周四与少帅交欢，她在偌大的一个空院子里，仍时时觉得有人在监视，她们化作朴拙的、未上漆的木雕鸟，在椽子与门框上歇着，而“她自己也在上面，透过双圈的木眼睛俯视”。俯视着的，是这个大她十一岁的男人趴上她身上为所欲为。
而在《小团圆》中，九莉(即张爱玲)打胎时，在马桶里看到这男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木雕的鸟注视着她们的一生。这是隐喻吧?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张爱玲不止一次写到在周四和少帅之间，总感觉到有一队面目模糊、裹着头巾的女人;这些女人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域性，她们是荣格(张爱玲读过荣格)笔下的潜意识底层，她们是周四，是九莉，也是张爱玲。
(作者：侯虹斌，历史小说作者，专栏作家，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