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永远”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说他的俗名太艳。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又于1921年转至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徐志摩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加上在剑桥受到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也于1921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在胡适看来，如若不能系统地学习，是难以成为一流学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没听胡适的劝告。
后来，胡适结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够为徐志摩再赴英国进修穿针引线，以便学成之后回国担任大学教职。面对大好机遇，徐志摩却置若罔闻，依旧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
胡适不以徐志摩拒绝他的好心而恼怒，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徐志摩提供各种帮助。
1923年，徐志摩提议，在北京“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胡适率先响应并竭力支持。这个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先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了《诗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访问。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翻译，全程陪同。泰戈尔虽是接受邀请，为中印文化交流来华访问，但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争论。“驱泰大军”一方，激颜厉色要赶他走，“保泰大军”一方，千方百计为他辩护。
如鲁迅就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讥诮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徐志摩非常愤怒。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他一气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气：罢译!胡适见此，顶替他为泰戈尔翻译，并安抚徐志摩，使得他心情归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的这天，中国学术界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祝寿会，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同人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维护了中国人民在泰戈尔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尔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只住徐志摩家，称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他的儿子媳妇”。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永远”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说他的俗名太艳。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又于1921年转至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徐志摩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加上在剑桥受到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也于1921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在胡适看来，如若不能系统地学习，是难以成为一流学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没听胡适的劝告。
后来，胡适结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够为徐志摩再赴英国进修穿针引线，以便学成之后回国担任大学教职。面对大好机遇，徐志摩却置若罔闻，依旧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
胡适不以徐志摩拒绝他的好心而恼怒，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徐志摩提供各种帮助。
1923年，徐志摩提议，在北京“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胡适率先响应并竭力支持。这个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先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了《诗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访问。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翻译，全程陪同。泰戈尔虽是接受邀请，为中印文化交流来华访问，但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争论。“驱泰大军”一方，激颜厉色要赶他走，“保泰大军”一方，千方百计为他辩护。
如鲁迅就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讥诮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徐志摩非常愤怒。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他一气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气：罢译!胡适见此，顶替他为泰戈尔翻译，并安抚徐志摩，使得他心情归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的这天，中国学术界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祝寿会，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同人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维护了中国人民在泰戈尔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尔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只住徐志摩家，称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他的儿子媳妇”。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胡适也是尽力成全。
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反对爱子迎娶陆小曼，不过，徐父赏识胡适和梁启超。于是，胡适专程去求徐父，直到老人家默认。但徐申如还有个条件，需要梁启超出面证婚——因为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对这门“亲事”也是坚决反对。胡适只得去求梁启超，直到任公答应。
梁启超在婚礼上，讲了一段空前绝后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说得一对“新人”无地自容。
这时，又是胡适作为主婚人“圆场”，他打破了尴尬局面，使得婚礼恢复“喜气”。
徐志摩和陆小曼，为此感念胡适，对他以“红娘”、“恩人”、“胡大哥”称代。
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对才子佳人于1926年10月3日在上海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婚礼后，好景不长，感情就陷入危机。
陆小曼娇艳美丽，多才多艺，但是她我行我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且她养尊处优惯了，在物资上的欲望有增无减?当他们在上海闹矛盾后，徐志摩到北京向“胡大哥”诉苦，“胡红娘”居然建议他们马上离婚!爱则合，“恩人”作伐;无爱则离，胡适力主。这就是胡适提倡的婚姻自由!徐志摩却于心不忍。当初为了陆小曼，他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现在，他不愿失去“幸”，不愿听胡适的话。
胡适也不强迫。
徐志摩为了解决经济拮据的问题，以供给陆小曼，就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女师大教授。从此，胡适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徐志摩的吃和住都在胡适家。然而，陆小曼却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在京沪两地来回奔走。
1931年11月上旬，徐志摩从北京南下，13日到上海同陆小曼相聚，二人却不欢而散。徐志摩到友人家挨到19日，想到“知音”林徽音要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便乘机飞往北京“捧场”。谁知飞机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无情烈焰葬诗魂。徐志摩以他36岁的英年，化作云彩飘然而去!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为生活所迫，和“只有感情，没有爱情”的翁瑞午同居。
胡适认为翁瑞午是个“自负风雅的俗子”，为了“西天的云彩”的情谊，胡适要求陆小曼同翁瑞午断交。并说如果陆小曼能够同意，小曼的生活及其一切都由他负责。最后，陆小曼拒绝了胡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