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经典作品解读
《红高粱》系列作品是写抗战生活的，按过去评论的套话说，是在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中写人的，然而作者并不囿于传统的社会观，而是从世界的本体去看人的本体，以比社会集团属性更宏博的眼光去审视抗战中的各色人等。作为作品主角的余占鳌，在日本人面前，他属于中华民族，在更多的时候，他则属于他自己。他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与其说是抗击侵略、打击对手，不如说是维护人性，显示人格。如用传统的理性观念辨识余占鳌，他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土匪头子。而莫言并没有循规蹈矩，他诉诸于感性看人，写人，从而剥开罩着人物本体的层层外衣，描其真相，抓其灵魂，使余占鳌用自己的心性表现自己的刚正与好强，果敢而残忍，高尚与卑劣，从而刻画出一个站在抗日前沿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这一个”。余占鳌的形象一言难尽，因为他脱出了人物理念化的固定程式。
其次，诉诸于感性，还使莫言实现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僭越。《红高粱》系列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人公的。而“我”看人的那一双眼睛，是绝对平视的、对等的，不仰视任何人，包括长者、尊者。“父亲”、“爷爷”是长辈，也是男人，“母亲”、“奶奶”是亲人，又是女人。这样的一个感性认识，便使莫言的作品冲破了莫论长者和为尊者讳的道德规范，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爷爷”和“大奶奶”在高粱地里生机勃勃的野合，“爷爷”和“二奶奶”鬼使神差的偷情，“大奶奶”和“二奶奶”不遗余力的争风吃醋，以及大奶奶的贤良与风流，二奶奶的温柔与娇媚，爷爷的英勇与放浪……没有了尊卑高下之顾忌，作者一支笔无遮无拦，纵横驰骋，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也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地显露出了他们的真像：有个性、有欲情、有优长、有缺陷，因而在情事曲折与命运坎坷中走过了作为民族的人和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人的各自的一生。总之，依赖自己的感性的力量，莫言越过了那种以集体蔑视个体，以共性代替个性，以及种种掩盖人、阉割人的思想羁绊，在对于人的理解和展示上进入了自己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都不曾有的深度。
《红高粱》系列作品是写抗战生活的，按过去评论的套话说，是在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中写人的，然而作者并不囿于传统的社会观，而是从世界的本体去看人的本体，以比社会集团属性更宏博的眼光去审视抗战中的各色人等。作为作品主角的余占鳌，在日本人面前，他属于中华民族，在更多的时候，他则属于他自己。他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与其说是抗击侵略、打击对手，不如说是维护人性，显示人格。如用传统的理性观念辨识余占鳌，他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土匪头子。而莫言并没有循规蹈矩，他诉诸于感性看人，写人，从而剥开罩着人物本体的层层外衣，描其真相，抓其灵魂，使余占鳌用自己的心性表现自己的刚正与好强，果敢而残忍，高尚与卑劣，从而刻画出一个站在抗日前沿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这一个”。余占鳌的形象一言难尽，因为他脱出了人物理念化的固定程式。
其次，诉诸于感性，还使莫言实现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僭越。《红高粱》系列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主人公的。而“我”看人的那一双眼睛，是绝对平视的、对等的，不仰视任何人，包括长者、尊者。“父亲”、“爷爷”是长辈，也是男人，“母亲”、“奶奶”是亲人，又是女人。这样的一个感性认识，便使莫言的作品冲破了莫论长者和为尊者讳的道德规范，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爷爷”和“大奶奶”在高粱地里生机勃勃的野合，“爷爷”和“二奶奶”鬼使神差的偷情，“大奶奶”和“二奶奶”不遗余力的争风吃醋，以及大奶奶的贤良与风流，二奶奶的温柔与娇媚，爷爷的英勇与放浪……没有了尊卑高下之顾忌，作者一支笔无遮无拦，纵横驰骋，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也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地显露出了他们的真像：有个性、有欲情、有优长、有缺陷，因而在情事曲折与命运坎坷中走过了作为民族的人和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人的各自的一生。总之，依赖自己的感性的力量，莫言越过了那种以集体蔑视个体，以共性代替个性，以及种种掩盖人、阉割人的思想羁绊，在对于人的理解和展示上进入了自己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都不曾有的深度。
近年以来构筑意象的集大成之作。作品通篇都是一个叫罗小通的小孩的喃喃诉说，而这个罗小通，本身就是一个信口开河、满嘴放炮的鬼精灵。他讲述的“四十一炮”———四十一个故事，在亦真亦幻中淹没了他自己，结果成了“炮”———故事在讲他;其间，他以自己的想像，虚构了兰大官在戏台上“激战”四十一个洋女人后由人变成了马的神话;尔后，他又用捡来的旧迫击炮，向自己的仇人老兰可能存身的地方放了四十一发炮弹。“炮”既是作品的中心意象，也是作品的基本情节;“炮”既是叙述人对别人的讲述，也是“炮”本身的自述。如同四十一发炮弹有准头又没有准头一样，四十一个故事有真实又有虚幻。这样，小说便因奇异的想像和奔突的激情而锋发韵流，诡异奇崛，让人从意象的力量，看到语言的力量，叙事的力量，想像的力量。
此作最让人为之称奇的，是它以恢宏的结构，磅礴的叙事，由上官一家人在时运搅动中的分分合合与生死歌哭，揭示了百年中国社会演进的历史脉络，探悉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从伦理到精神的历练与遭际。
雅题俗作。《丰乳肥臀》所主要描写的，是母性、情爱这种人类终极性情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期而遇的严重冲突，以及面临这种冲突的忍辱负重与顽强抗争。然而这样一个重大而严正的题旨，却浓缩和寄寓于一个乡间农家九女一男的婚恋经历和家变过程。
作品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对“丰乳肥臀”这一极具女性特征的符号敬重有加的歌赞和正本清源的辩护。这里，既有作者面对相对贫乏的语言，难以表达精妙的意象的无奈，又有作者有意以俗化的语言，表达高雅的思考的叙述策略。
看来，在文学创作中追求雅俗融合的倾向，既是不可阻挡的，也是存有可能的，而且它给我们带来的，正是把小说创作推向新的时代高度的可喜希望。
《生死疲劳》的叙述角度异常复杂，“大头儿”、“蓝解放”、“莫言”，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文中的“莫言”并非作家本人，也不纯粹是一个作家，他的出现是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存在的。“大头儿”与“蓝解放”构成对立、对话的关系，彼此消解，又互相矛盾，“莫言”的出现是为故事提供似是而非的阐释，以此增加小说的多义性。这三位叙述者构成了文本复杂的张力。小说最为神奇与独特的地方，是通过动物的出生、生长、苍老、疲惫、死亡，书写一种动物的生命性，又通过动物生命的低贱性、短暂性和偶然性，书写属于它们的欢乐、悲悯、狂喜与哀愁。在这里，动物是主要叙述者，又是历史见证者，动物与人的相互转换，人与动物的相互纠结，使得故事具有了独特而超常的视角，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了人与动物，动物与人，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的多重多向对话。
《蛙》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由此进而揭示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来的功过与是非。“姑姑”把她的雷厉风行的个性充分发挥了，许多人却由此蒙上了屈辱，失去了尊严。她一个人的工作进取，造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失据。个性化与人性化，在这里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晚年的“姑姑”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她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与反思，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纠结之中。“姑姑”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替我们过往的社会在反思，“姑姑”的这种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