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檀香刑》的语言特色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打造出来的一部长篇力作。初版于2001年，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真正民族化的小说”。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为背景，通过讲述泼辣又深情的女性眉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三个男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复杂关系，尽情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感人爱情，一曲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猫腔。

《檀香刑》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孙眉娘的公爹赵甲、干爹(实为情人)县令钱丁、亲爹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出民族性格中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刑罚从理论上说是对于犯罪的惩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们已超出了刑罚的意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人类同类间特殊的杀戮和折磨，一种以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为欣赏对象的游戏。这实在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异化。刽子手赵甲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原是刑部狱押司里在册的刽子手，把杀人的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他阴鸷、冷酷、老到，深得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人的赏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专制社会中，外儒内法，刑罚文化更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

中国的显文化是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但是它同实际为官之道的矛盾，是一个一直困扰着中国传统官吏们的怪圈。高密县令钱丁，很显然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他有治国平天下的高尚理想。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中国显文化和隐文化之间存在的反差，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性。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丁的最后之死，说他以身殉职也好，以身殉国也好，事实上他只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殉葬品。他的悲剧下场，是那个时代良心尚存的正直官吏不可避免的下场，要么违背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要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统治者所不容。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打造出来的一部长篇力作。初版于2001年，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真正民族化的小说”。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为背景，通过讲述泼辣又深情的女性眉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三个男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复杂关系，尽情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感人爱情，一曲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猫腔。

《檀香刑》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孙眉娘的公爹赵甲、干爹(实为情人)县令钱丁、亲爹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出民族性格中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刑罚从理论上说是对于犯罪的惩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们已超出了刑罚的意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人类同类间特殊的杀戮和折磨，一种以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为欣赏对象的游戏。这实在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异化。刽子手赵甲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原是刑部狱押司里在册的刽子手，把杀人的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他阴鸷、冷酷、老到，深得慈禧太后、袁世凯等人的赏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专制社会中，外儒内法，刑罚文化更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

中国的显文化是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但是它同实际为官之道的矛盾，是一个一直困扰着中国传统官吏们的怪圈。高密县令钱丁，很显然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他有治国平天下的高尚理想。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中国显文化和隐文化之间存在的反差，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性。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丁的最后之死，说他以身殉职也好，以身殉国也好，事实上他只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殉葬品。他的悲剧下场，是那个时代良心尚存的正直官吏不可避免的下场，要么违背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要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统治者所不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民间文化，它在民间草根之间确确实实的存在着。他们看问题有自己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在小说中以孙丙为代表。事实上，据莫言调查，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在清末民初，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

《檀香刑》一书，采用以表现民间文化为主，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为辅的结构方式。

作品吸取了民间戏曲的表现形式，让各种人物上场叙述故事，模拟其身段、口吻及其在不同时段的情感表达方式，真可谓是什么人说什么话，说县令即县令身份，说戏子即戏子身份，眉娘经营着一家狗肉烧酒店，她的语言更多市井口语化，伶牙利齿，和她小店老板娘身份相符合。县令钱丁的语言更多书面化，夹杂文言，和他士大夫阶级的身份相符合。孙丙作为为猫腔这种地方戏曲推陈出新作出巨大贡献的民间艺术家，他的语言则倾向舞台化。《檀香刑》的语言正是由知识化的书面语和农民的口语融汇而成，整体呈现出一种以农民话语为主的杂糅体风格，并且后者占据其小说语言的主体。就农民化的口语而言，《檀香刑》显然在民族化方面是代表莫言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作品中大量民俗谚语、歇后语的运用，使作品更贴近普通大众，也为作品增色不少。如：“炒熟黄豆大家吃，炸破铁锅自倒霉”。“有枣无枣打三竿，死马当成活马医”。“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六月六的高粱，蹿得快呐”!“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老虎捻佛珠，假充善人”。“月明秃头亮，水涨轮船高”。“狗咬尿脬空喜欢”。“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四脚蛇豁了鼻子，不要脸了”。“姥姥死了独生子——没有舅(救)了”。“睁着眼打呼噜——装鼾(憨)”。

这种以农民话语为主体的杂糅体是《檀香刑》一书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是乡土经验作用的结果，倒不如说它主要是作者民间意识有意为之的结果。

对民间艺术的借鉴，是莫言小说民间倾向的主要表现。《檀香刑》一书，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悲怆、凄厉的猫腔小调。这种流传在山东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作为民间话语的一种形式，恰恰为莫言式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在小说中，莫言有意地使用了大量韵文和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如：赵甲一出场就口出狂言:常言道，南斗主死北斗司生，人随王法草随风。人心似铁那个官法似炉，石头再硬也怕铁锤崩。俺本是大请第一刽子手，刑部大堂有威名。这种先声夺人的唱腔生动地刻画了赵甲的底气所在。财主刘大爷喜得贵孙，大摆筵席，衙役李武，端着公人架子，坐在首位，席间自认为尝过山珍海味，出言不逊：你家这算什么，两碟子半生不熟绿豆芽，一盘腥臊烂臭瘟猪肉，一壶不热不凉酸黄酒，这也算喜宴?这是打发臭戏子!一副指手画脚，咋咋呼呼的小人得志的样子。再如，在眉娘诉说中：俺脑子一热，一不做，二不休，扳到葫芦淌了油。天赐的良机莫丧失，俺来它一个混水里摸鱼、热锅里炒豆、油锅里加盐，趁着这乱乎劲儿来一出眉娘闯堂。为救爹爹出牢房，孙眉娘冒死闯大堂，哪怕是拿着鸡蛋把青石撞，留下个烈女美名天下扬。这种韵文和戏剧化的叙事手段的使用，制造了流畅、夸张、浅显、华丽的叙事效果。

中国传统说唱艺术语言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押韵，是一种适合耳朵的语言，为了适应这种广场化的用耳朵阅读，读起来犹如欣赏一首旋律奔放的交响乐，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给人以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动，高密的猫腔除了有上述特点以外，更因为它是由哭丧歌发展而来，因此它更是决定了小说感情的基础：悲凉、凄婉、如泣如诉，而猫腔那高昂、凄厉、恼怒、绝望的声调，更是撕心裂肺，像利刃一样穿透中国百余年时光，直抵现代人心灵深处。而小说的故事也因为有了猫腔这种特殊的叙述语言，才有了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的格式，同时也蕴涵了作者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记忆，带着一种历史的深沉感和悲凉感，用民间的声音诉说民间的记忆、幻想，传达民间的婉转、凄切和悲愤。在众生喧哗中和盘托出一个纷繁复杂的民间观感世界。这里有高密人对于近代文明的愚昧，也有深藏着血性的并发;有对于巫术和灵魂附体的原始的疯狂，也有对情欲执迷不悟的渴求;有气韵生动而凄婉的民间曲艺传唱，也有底层游民的义薄云天。

莫言自己这样说过：“《檀香刑》是对我过去华彩的、极其铺陈的东西的结束，同时也开始我真正对民间的有意识的关注。我今后的作品将有意识的向民间的、民族的东西靠拢。”

民间化的叙事语言，是《檀香刑》一书的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