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莫言小说《蛙》的语言 叙事和悖论
作为一部小说的简介，《蛙》可以被这样说明：《蛙》是一部主要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背景，以高密东北乡为环境的小说。小说主要塑造了“我”的姑姑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执着和与愚昧人们的抵触势力的艰苦斗争反映新中国进行建设所付出的代价和个人对生命的反思。这显然是一种直奔主题(直达所指)的评论方法，是一种带有较浓烈的读后感气息的评论。本文试图脱离这种大而无当的模式，尽量立足文本论作品，尝试一种重视能指的评论模式。分别从《蛙》的语言、叙事、悖论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期探幽于《蛙》的艺术之美。
《蛙》的语言。《蛙》关于人物语言上的形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不用引号。有关人物语言的描写都与叙述混合为一，只用“某某说”或以语境明示或暗示说话者的身份。这样，人物的语言与事件的叙述达到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密切程度。除此之外，《蛙》的叙述语言也别具特色。第四部写“我”在筏上听“小扁头”说关于袁腮开的“代孕公司”时，“我”回想到一天早上“小狮子”的异常举动。叙述语言就在“小扁头”的叙述和“我”的回忆中往返，仿佛电影中的片段闪现。另外，《蛙》中语言的“含混”。宣传“男扎”手术时的快板诗中有一句：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这样通俗滑稽的用语容易让人联想到“把活干”的多重意义。
《蛙》的叙事。《蛙》是以“我”写给杉谷先生的信件为形式展现的，如此，“我”的叙述角度则不断地在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转换。《蛙》的每一部都以一封完整的信作为开头，信的内容基本上无关叙述故事的内容。作为一封信，在信的内容中“先生”这一称呼的不断出现是贯穿整部小说的;而在叙述到有关“姑姑”和高密人们的故事时，《蛙》作为一部小说又体现出它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传统角度叙述故事。简而言之，《蛙》的叙述角度是以第二人称叙述者统领、覆盖着第三人称叙述者，以此而使文本结构上具备一种随处可见的张力，也使读者随着叙述角度的变换而获得更大程度的思考空间、缓和空间，使作品自然而然地在叙述中营造出较为轻松活泼的氛围。
作为一部小说的简介，《蛙》可以被这样说明：《蛙》是一部主要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背景，以高密东北乡为环境的小说。小说主要塑造了“我”的姑姑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执着和与愚昧人们的抵触势力的艰苦斗争反映新中国进行建设所付出的代价和个人对生命的反思。这显然是一种直奔主题(直达所指)的评论方法，是一种带有较浓烈的读后感气息的评论。本文试图脱离这种大而无当的模式，尽量立足文本论作品，尝试一种重视能指的评论模式。分别从《蛙》的语言、叙事、悖论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期探幽于《蛙》的艺术之美。
《蛙》的语言。《蛙》关于人物语言上的形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不用引号。有关人物语言的描写都与叙述混合为一，只用“某某说”或以语境明示或暗示说话者的身份。这样，人物的语言与事件的叙述达到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密切程度。除此之外，《蛙》的叙述语言也别具特色。第四部写“我”在筏上听“小扁头”说关于袁腮开的“代孕公司”时，“我”回想到一天早上“小狮子”的异常举动。叙述语言就在“小扁头”的叙述和“我”的回忆中往返，仿佛电影中的片段闪现。另外，《蛙》中语言的“含混”。宣传“男扎”手术时的快板诗中有一句：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这样通俗滑稽的用语容易让人联想到“把活干”的多重意义。
《蛙》的叙事。《蛙》是以“我”写给杉谷先生的信件为形式展现的，如此，“我”的叙述角度则不断地在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转换。《蛙》的每一部都以一封完整的信作为开头，信的内容基本上无关叙述故事的内容。作为一封信，在信的内容中“先生”这一称呼的不断出现是贯穿整部小说的;而在叙述到有关“姑姑”和高密人们的故事时，《蛙》作为一部小说又体现出它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传统角度叙述故事。简而言之，《蛙》的叙述角度是以第二人称叙述者统领、覆盖着第三人称叙述者，以此而使文本结构上具备一种随处可见的张力，也使读者随着叙述角度的变换而获得更大程度的思考空间、缓和空间，使作品自然而然地在叙述中营造出较为轻松活泼的氛围。
由上述的叙述角度特点自然地形成了《蛙》在叙述节奏上的特点。当作者以第三人称角度叙述着的时候，突然出现的“先生，……” 一下子把读者的注意力分散，也使读者认清自身所处的位置：看一封长信的读者。这样以“意识流”的笔调叙述的时候，叙述节奏的变换就明显了。也因为作者转换于两种叙述角度之间，使得作品的叙述节奏变得有张有弛、时缓时急：如第一部中当叙述到王小倜因叛变而使“姑姑”家陷入困境的紧张时刻时，作者突然把话头引到四十年后小侄子被“招飞”的宴会上。叙事的氛围顿时为之一变。
叙事上的悖论。《蛙》所描绘的情节以计划生育政策下高密东北乡的人们与计划生育作“斗争”为主，刻画了“姑姑”这一严格执行党的命令的妇科医生的形象。“姑姑”对党的决定奉行不悖、坚决执行，对所有违法者绳之以法，即使是自己的侄媳妇也不例外;即使惹得众人愤恨、亲人反目甚至在“文革”中被人借机诬陷，最终仍能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终生为自己的职责鞠躬尽瘁。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曾经被视为魔鬼、断送了无数生命、手上染满鲜血的人，在她的晚年，却深陷于内心的不安与愧疚之中，与丈夫共同塑造的泥娃娃是她对从自己手中流失的生命的祭奠，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无限宽慰。这样看似矛盾的叙事内容，却共同地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人道主义。“姑姑”晚年对生命的敬畏与自身“罪孽”的忏悔固然是人道精神的直接体现，但“姑姑”年轻时对党的政策的坚持难道不是为了同样高尚的人道主义?这样看似矛盾的人物心理难道不是同样指向一个潜在的高尚目标?因此，整部作品在叙事上被安放在一个大悖论中。以上便是笔者为解读《蛙》所提供的一孔之见，虽然没有十分新奇的见解，但相信这对于解读作品的切入点能给读者少许启发，故而不避浅薄，姑妄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