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

导语：从小说到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完成审美转换，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改编。以下是文学网小编整理的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欢迎大家阅读!

1引言

影像时代背景之下，文学与电影已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己作为一种新的景观而成为当代文学和影视研究的热点。关于莫言小说本身的文学研究在学术界己有丰厚的积累，而对于其小说的电影改编方面的研究却不成系统、尚待加强，这也成为文章研究的重点。

从文学到电影，莫言小说与改编电影之间或同构或变异，发生了多元化的审美转向。一是主题的变通，表现为主题的简单通俗化、主题的重述与颠覆、对主题的忠实或深化;二是结构的变动，即结构布局的调整和具体情节的变化，以及小说与电影的时空处理和电影时空艺术的主要特点;三是小说和电影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变异。

2主题的变通

从小说到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完成审美转换，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改编。至于具体改动的多少，则视作品内涵与导演表达的契合度而定。凭借文学的改编电影而家喻户晓的导演张艺谋，在对待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改编时就曾指出，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一般也会改动百分之四十，至于那些本身内容一般、思想深度有限的小说，大肆改动的部分甚至会达到百分之九十。莫言的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或多或少发生了转变，既有几乎依照小说文本忠实拍摄、少有改动的《白棉花》，也有只借助其中一个点重新创作、改弦更张的《幸福时光》。无论改动多少，都必然带给人不同的叙事感受，这根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在表达和诊释中的自身特点和表现形式。其中，主题维度的变化最为深层，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其他叙事因素的变化。

电影所具有的独特性，其艺术形式的限制、追求商业效益和对受众的需求，使我们不能够用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去要求或判断电影的主题含义。通常来说，电影改编之后，会选择一个较为通俗易懂的主题，再通过丰富的电影手段加以美化。具体到依据莫言小说来改编的电影，其改编主题呈现出三种变化方式，即复杂深邃主题的简单通俗化、忠实并深化原主题、“另起炉灶”的重述主题等。文学是人学，高尔基的这一论断在文学领域应用广泛且影响深刻，不仅仅如此，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电影艺术。所以说，无论是小说的文学话语叙事，还是电影的影像阐释，其中心任务都是写人、表现人，既而通过人物的塑造，达到突出主题和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目的。不过，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形象的塑造方式和表现手段上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小说以语言文字塑造文学的人物形象，而电影以镜头画面构成直观的视觉影像。故事总是因人物形象、人物活动而变得更加生动和精彩，莫言小说故事中一个个的精彩传奇实际上都依托于人物的活动。而综观莫言的小说世界，一系列身份各异、性格鲜明、形象典型的人物十分引人注目，在其文学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诸如爱憎分明的年轻女性、忠厚老实的长工、诡秘的哑巴、可怕的麻风病人莫言没有在小说里描绘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反而是不论男女老少，都突出表现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缺点与复杂性格。“他们是一群融丑行和浪漫气质于一身的尴尬人，一群惊世骇俗的怪诞的人。”①《红高粱》中杀人越货的余占鳌，骨子里拥有反抗压迫、抗击敌寇的正义，戴凤莲有勇有谋，也情欲旺盛;师傅越来越幽默》中曾经的全省劳模丁师傅下岗后经营起自己所不齿的幸福旅馆;《白棉花》表现了人物的势利、懦弱和自私;《白狗秋千架》的还乡人“我”曾是违背承诺的负心人。这些人尴尬的身份处境共同源于人的合理欲望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冲突，主体性的追求在社会生活环境中无法实现。

因而莫言塑造的这些人物多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歌颂的是人物乡野自由的彪悍人性和雷厉风行的行动力量。小说离不开人物的塑造，电影同样是表现人的活动和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白棉花》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涉及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和历史叙事，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群。但电影却不能笼统地将小说中的人物全部搬到影片中，无法对主次人物进行逐一的塑造。导演根据自身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和对电影的多方构想，往往集中精力抓住人物这一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形象进行塑造。

被改编成电影的这四部小说就纷纷塑造了独具个性、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树立，表达了各自的电影主题，丰富了电影的形象化叙事。“在原作中的人物是通过语言塑造的，是‘死’的;而电影中的人物是形体、动作、对话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是‘活’的。”①所以电影的“活”主要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来展现的，而要使人物真正在银幕上生动鲜活起来，最重要的是将他们视觉化。这需要改编者通力合作，将所领会的原作人物精神置入导演思想中，经过宏观调配之后再选择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演员来扮演这些人物角色，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

导语：从小说到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完成审美转换，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改编。以下是文学网小编整理的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欢迎大家阅读!

1引言

影像时代背景之下，文学与电影已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己作为一种新的景观而成为当代文学和影视研究的热点。关于莫言小说本身的文学研究在学术界己有丰厚的积累，而对于其小说的电影改编方面的研究却不成系统、尚待加强，这也成为文章研究的重点。

从文学到电影，莫言小说与改编电影之间或同构或变异，发生了多元化的审美转向。一是主题的变通，表现为主题的简单通俗化、主题的重述与颠覆、对主题的忠实或深化;二是结构的变动，即结构布局的调整和具体情节的变化，以及小说与电影的时空处理和电影时空艺术的主要特点;三是小说和电影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变异。

2主题的变通

从小说到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完成审美转换，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改编。至于具体改动的多少，则视作品内涵与导演表达的契合度而定。凭借文学的改编电影而家喻户晓的导演张艺谋，在对待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改编时就曾指出，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一般也会改动百分之四十，至于那些本身内容一般、思想深度有限的小说，大肆改动的部分甚至会达到百分之九十。莫言的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或多或少发生了转变，既有几乎依照小说文本忠实拍摄、少有改动的《白棉花》，也有只借助其中一个点重新创作、改弦更张的《幸福时光》。无论改动多少，都必然带给人不同的叙事感受，这根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在表达和诊释中的自身特点和表现形式。其中，主题维度的变化最为深层，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其他叙事因素的变化。

电影所具有的独特性，其艺术形式的限制、追求商业效益和对受众的需求，使我们不能够用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去要求或判断电影的主题含义。通常来说，电影改编之后，会选择一个较为通俗易懂的主题，再通过丰富的电影手段加以美化。具体到依据莫言小说来改编的电影，其改编主题呈现出三种变化方式，即复杂深邃主题的简单通俗化、忠实并深化原主题、“另起炉灶”的重述主题等。文学是人学，高尔基的这一论断在文学领域应用广泛且影响深刻，不仅仅如此，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电影艺术。所以说，无论是小说的文学话语叙事，还是电影的影像阐释，其中心任务都是写人、表现人，既而通过人物的塑造，达到突出主题和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目的。不过，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形象的塑造方式和表现手段上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小说以语言文字塑造文学的人物形象，而电影以镜头画面构成直观的视觉影像。故事总是因人物形象、人物活动而变得更加生动和精彩，莫言小说故事中一个个的精彩传奇实际上都依托于人物的活动。而综观莫言的小说世界，一系列身份各异、性格鲜明、形象典型的人物十分引人注目，在其文学价值空间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诸如爱憎分明的年轻女性、忠厚老实的长工、诡秘的哑巴、可怕的麻风病人莫言没有在小说里描绘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反而是不论男女老少，都突出表现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缺点与复杂性格。“他们是一群融丑行和浪漫气质于一身的尴尬人，一群惊世骇俗的怪诞的人。”①《红高粱》中杀人越货的余占鳌，骨子里拥有反抗压迫、抗击敌寇的正义，戴凤莲有勇有谋，也情欲旺盛;师傅越来越幽默》中曾经的全省劳模丁师傅下岗后经营起自己所不齿的幸福旅馆;《白棉花》表现了人物的势利、懦弱和自私;《白狗秋千架》的还乡人“我”曾是违背承诺的负心人。这些人尴尬的身份处境共同源于人的合理欲望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冲突，主体性的追求在社会生活环境中无法实现。

因而莫言塑造的这些人物多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歌颂的是人物乡野自由的彪悍人性和雷厉风行的行动力量。小说离不开人物的塑造，电影同样是表现人的活动和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白棉花》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涉及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和历史叙事，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群。但电影却不能笼统地将小说中的人物全部搬到影片中，无法对主次人物进行逐一的塑造。导演根据自身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和对电影的多方构想，往往集中精力抓住人物这一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形象进行塑造。

被改编成电影的这四部小说就纷纷塑造了独具个性、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树立，表达了各自的电影主题，丰富了电影的形象化叙事。“在原作中的人物是通过语言塑造的，是‘死’的;而电影中的人物是形体、动作、对话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是‘活’的。”①所以电影的“活”主要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来展现的，而要使人物真正在银幕上生动鲜活起来，最重要的是将他们视觉化。这需要改编者通力合作，将所领会的原作人物精神置入导演思想中，经过宏观调配之后再选择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演员来扮演这些人物角色，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展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

3结语

本文主体部分分别从主题的变通、结构的变动以及人物形象的变异三个方面入手，对由莫言小说改编而成的四部电影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在改编过程中，电影对小说文本进行了个性的解读与诊释，通过电影这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再现或变换故事的主题、结构及人物，为作品本身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和生命元素。

我们已经认识到，小说为电影提供了材料，激发了改编者二度创作的欲望，因而影视学科常以文学作品的改编来启示电影的发展路径与方向;作为文学研究，尤其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像苏童、莫言、余华、王朔等一样积极参与小说的影视改编的当代作家，要进一步探究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我们也离不开相关影视作品的探究和分析。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推广与发展，离不开文学与影视密切合作的时代语境，小说与电影同样息息相关，二者不可脱离。 莫言的小说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被电影改编的，他本人对电影的改编手段也是比较认同的。迄今为止，由莫言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共有四部，总结评价它们的改编结果，应该说是有得有失，当中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张艺谋改编的两部作品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其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确实做到了去粗取精、画龙点睛的效果，他选取了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中精髓部分，并运用电影手段进行再创造，成功地传达了原著精神，彰显了生命的张扬和顽强;但成名后过分倾向市场而改编拍摄的商业电影《幸福时光》却未打动人心，是他导演生涯的一部失败之作。

台湾导演李幼乔以忠实原著的原则而改编的同名电影 《白棉花》，虽然对小说作了较完整的逢释，但这种最忠实的改编未必是最好的改编，其影片整体艺术成就不高，所以并未获得观众和评论者的好评。第四部改编的电影《暖》由霍建起执导，抛开电影中针对主题、内容的温情改编方法不谈，单就通过唯美的画面、音乐的蒙太奇等视听造型形式来进行审美的转换，它也是一部好看的成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