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檀香刑》的主题思想

导语：《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作品中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弥漫着一种暴力血腥之美。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对中国的“隐性”文化进行了发掘和批判，同时又流露出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之情，不仅体现出了极深的文学造诣，而且也体现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一 对中国“隐性”文化的批判

《檀香刑》与《红高粱》等作品都可以被归属于一种民族文化小说，在内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在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方面却大相径庭，后者主要表现了中华文化中被人们所熟知的部分，即“显性”文化，前者则主要表现了中华文化中较为隐蔽的部分，即“隐性”文化，人们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发掘这种文化，正因如此，《檀香刑》这部作品才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就必然会有坏的一面，这种哲学原理反映在民族文化方面就是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显性”的一面和“隐性”的一面。“隐性”文化往往隐藏在“显性”文化的底层，因而很难被人们发现，尽管其在形式方面具有隐蔽性，但是其对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人们只能从历史片段中将这种“隐性” 文化发掘出来。莫言所著的《檀香刑》淋漓尽致地将中国典型的刑罚文化、官场文化等“隐性”文化展现了出来，有力地批判了中华文化中的糟粕部分。

1 对刑罚文化的批判

导语：《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作品中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弥漫着一种暴力血腥之美。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对中国的“隐性”文化进行了发掘和批判，同时又流露出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之情，不仅体现出了极深的文学造诣，而且也体现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一 对中国“隐性”文化的批判

《檀香刑》与《红高粱》等作品都可以被归属于一种民族文化小说，在内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在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方面却大相径庭，后者主要表现了中华文化中被人们所熟知的部分，即“显性”文化，前者则主要表现了中华文化中较为隐蔽的部分，即“隐性”文化，人们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发掘这种文化，正因如此，《檀香刑》这部作品才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就必然会有坏的一面，这种哲学原理反映在民族文化方面就是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显性”的一面和“隐性”的一面。“隐性”文化往往隐藏在“显性”文化的底层，因而很难被人们发现，尽管其在形式方面具有隐蔽性，但是其对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人们只能从历史片段中将这种“隐性” 文化发掘出来。莫言所著的《檀香刑》淋漓尽致地将中国典型的刑罚文化、官场文化等“隐性”文化展现了出来，有力地批判了中华文化中的糟粕部分。

1 对刑罚文化的批判

刑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繁多的刑罚种类和严格的刑罚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性格和传统的民族文化。《檀香刑》中围绕刽子手赵甲所展开的故事情节重点描写了中国的刑罚文化。赵甲是中国刑罚文化的一个化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他从小便接受刽子手的职业训练和刑罚文化的耳濡目染，这种职业训练和教育培养了赵甲另类的心理和性格，为人处世非常阴险、冷酷。残酷的刑罚在他手中成了一种另类的艺术，而他通过种种极端的手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将刑罚文化的内涵展现到了极致。在赵甲眼里，实施刑罚是一种艺术，如何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精准地杀人是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他也在这种实施刑罚的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和职业成就感。

《檀香刑》中专门描写了赵甲对凌迟这种残酷刑罚的专注，他曾经受到过这样的教育，“对于实施凌迟而言，不论割了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必须让人毙命。因此，从犯人身体的什么部位入手，每刀的力度和时间间隔等都要根据犯人年龄、性别、体质等条件进行精确判断。如果割足了规定的刀数犯人还没有毙命，或者还没割到足够的刀数犯人就已经毙命都是不合格的。完美的凌迟刑罚必须要求刽子手在实施刑罚的过程中保持心情平静，既要下手果断，又要心细如发，高水平的刽子手在实施凌迟处死的时候不是用刀在杀人，而是用心在杀人”。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刽子手赵甲已经将中国的刑罚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中国刑罚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中国刑罚文化的具体执行者，从赵甲身上可以明显地流露出中国这一“隐性”文化所蕴含的另类信息。刑罚本来应该是统治者对破坏社会规则的人员所实施的一种惩罚措施，但是在实际刑罚的过程中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惩罚的范畴，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泯灭人性的变态活动，一种人类同类之间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与杀戮，成为一种以同类的恐惧和痛苦为乐趣的游戏。鲁迅等一批思想先驱们在“五四”运动时期曾经将中国的刑罚文化表述为吃人文化，尽管当时他们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封建礼教为主的“显性”文化，但是却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刑罚文化的邪恶本质。以刑罚文化为代表的中国“隐性”文化与“显性”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隐藏的矛盾性。

《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还展现出了中国古代职业刽子手的一个共同理念，即在对犯人实施刑罚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让看客们满意，还要让统治者们满意。刽子手们要让刑罚变为一种表演和一种极端的折磨，这种刽子手和统治者之间的默契是对中国“隐性”文化心理的完美揭示。由此可见，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利用文学的手段剖析了中国“隐性”文化的残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

2 对官场文化的批判

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显性” 和“隐性”文化的结合部。在《檀香刑》中，钱丁的故事就体现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在官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官员们一方面是体面的文化人;另一方面，这些官员们又暗地里遵循着利益驱动和欲望驱动的本能要求，进行着种种隐蔽的潜规则活动。这就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性”部分和“隐性”部分，其中前一种体现出来的是官场文化中的“显性”特征，而后一种则是对官场文化中“隐性”部分的完美揭示。《檀香刑》所描写的官场文化正是对该领域“隐性”文化的发现和挖掘，小说中展示的官场文化被正统的儒家思想和社会伦理纲常所装饰，莫言则巧妙地剥除其光鲜的外衣，将官场文化的本质展现在人们面前。

钱丁是中国官场文化“显性”和“隐性”要素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封建官吏形象。在文化基因方面，钱丁是一个用正统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封建社会标准人才，尽管饱读四书五经，但是受到人内心欲望的驱动，使他仍然无法摆脱官场“隐性”文化的制约。首先，在钱丁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儒家文化的政治诉求和基本的价值追求。钱丁曾经有过远大的政治理想，憧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在中国古代黑暗的官场氛围中，他的这种理想和追求慢慢被现实打破，由此他才领悟到书本上的东西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这种差距同时也是中国官场文化中“显性”部分和“隐性”部分的差距，因此，通过研究钱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官场的“隐性”文化。钱丁对袁世凯一方面极力讨好洋人以巩固自身地位，而另一方面却残害无辜的做法非常不满，但是又没有胆量和勇气像他弟弟钱雄飞一样奋起反抗。他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官位，不惜丧失自己的尊严，屈从于官场的腐朽。这种矛盾的状态让钱丁心里充满了苦恼。虽然钱丁在早期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但是当他真正进入官场之后，内心的七情六欲被权力所激发了出来，在缺少有效监督约束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欲望的膨胀必然会促使官员想方设法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荣华富贵，而付出代价的却总是苦难的平民百姓。在《檀香刑》中，钱丁迫于压力听命于上级和洋人的指示，残酷地镇压了孙丙的起义。为了能让自己的仕途更加顺利，钱丁在京城里托关系找门路去跑官与要官。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利用个人权势强占孙媚娘，在进行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活动时，钱丁也发生过苦恼和自责，这无疑与当初的人生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当时黑暗的官场背景下和在利益的驱动下，他还是背弃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 《檀香刑》对中国官场“隐性”文化的描写，除了突出钱丁之外，另一个着眼点则是袁世凯的阴险狡诈。虽然这部小说没有对袁世凯的官场活动展开描写，但是通过描写袁世凯处理高密县孙丙起义这一事件的计谋，便可以生动地将其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展现出来。袁世凯对于洋人心理的迎合和揣摩，对高密县县令钱丁的逼迫，对于刽子手赵甲的利用等凸显了其对中国官场文化的精通和利用权力手腕的老练。与此同时，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奉行封建儒家文化的刘光第的悲惨命运。这就说明了莫言对中国的官场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显性”文化是表面的，“隐性”文化是内在的，“显性”文化是虚假的，“隐性”文化则是实质的。正是中国官场中“隐性”文化的这种特性，才导致了长期以来严重的贪腐和徇私枉法，也决定了中国封建政治生活的极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