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访谈
引导语：莫言是我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红高粱》也改编成电视剧，今天我们来看一篇莫言的访谈稿。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国家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现在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这部电影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引导语：莫言是我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红高粱》也改编成电视剧，今天我们来看一篇莫言的访谈稿。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国家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现在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这部电影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泪流满面
董姝：说到高密，你觉得这片土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莫言：这应该是成群结队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亲人，如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大哥60年代替他人考试入大学，在我们东北乡也算是很轰动的事件。我们从小也很崇拜他，觉得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也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因为是修文科的，对文学比我们启蒙的要早的多，对我早期的写作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二哥在农村被耽搁的人物，他的脑子也是很好用的，上学学习很好。
我姐姐的学习也很好，但是那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当然不仅仅我家里，那个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为了让我大哥、二哥，还有我，让我们弟兄三个上学，我姐姐上了两年学就拉回来。家里有十三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姐姐回来帮着我父亲干活，等于她做出了牺牲。
董姝：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铰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
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
(泪流满面)抱歉，努力控制没控制住。
《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在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结尾的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有人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红高粱》手稿据说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魂之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了。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