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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热风》杂文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鲁迅 2011-08-23 03: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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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有关鲁迅先生的《热风》杂文集,大家知道多少相关的资讯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其中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1〕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2〕。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3〕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4〕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5〕,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6〕,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7〕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8〕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9〕,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10〕,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11〕,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12〕。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3〕《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4〕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5〕“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6〕《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7〕释迎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8〕“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9〕“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列。

〔10〕歌德德国诗人、学者。参看本卷第22页注〔34〕。他的文学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雪利,通译雪莱,英国诗人。参看本卷《坟·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及注〔58〕。

〔11〕《青光》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一段文章”,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青光》所载一夫的《君与先生》。

〔12〕《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引导语:有关鲁迅先生的《热风》杂文集,大家知道多少相关的资讯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其中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1〕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2〕。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3〕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4〕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5〕,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6〕,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7〕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8〕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9〕,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10〕,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t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11〕,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12〕。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3〕《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4〕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5〕“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6〕《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7〕释迎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8〕“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9〕“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列。

〔10〕歌德德国诗人、学者。参看本卷第22页注〔34〕。他的文学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雪利,通译雪莱,英国诗人。参看本卷《坟·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及注〔58〕。

〔11〕《青光》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一段文章”,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青光》所载一夫的《君与先生》。

〔12〕《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鲁迅口中的"含泪的批评家"

胡梦华叫板新诗之后

胡梦华在现代文学史上年纪轻轻便出人头地,与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不无关系,也与鲁迅讽刺胡梦华是“含泪的批评家”和“古衣冠小丈夫”不无关系。

《蕙的风》是青年诗人汪静之的一本新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爱情诗集,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上世纪20年代初,以汪静之等四人为代表的湖畔诗社专事爱情诗的写作,他们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写作的新高潮,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朱自清称赞汪静之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胡适则说汪静之是其时那些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显示了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以一种挑战姿态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慕,比如汪静之诗歌中便有这样的句子:“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还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等句。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郭沫若)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湖畔诗人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所以他们的作品一发表就让保守派文人骇然。胡梦华就是比较激烈地反对爱情诗的代表。

胡梦华当年只有19岁,是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东南大学当时正是以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他们以1922年初创办的《学衡》杂志为阵地,指摘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以《学衡》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学衡派”。

1922年10月24日,胡梦华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题为《读了〈蕙的风〉以后》的文章,尖锐批评汪静之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胡梦华的批评,现代文坛纷争迭起。如章洪熙(即章衣萍)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与胡梦华展开论争。胡梦华接着撰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进行反驳和答辩,进一步认为《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以引诱人们“去做罪恶”,批评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进而尖锐批评了整个新文学运动:“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同时,胡梦华不无失望地表示,“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

胡梦华与诸人论战方酣时,鲁迅站了出来,以“风声”的笔名在1922年11月17日《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针对胡梦华的主要观点,如看到“意中人”三字,马上就想到了《金瓶梅》;看到“和尚悔出家”,就认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以及胡梦华含着“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汪静之不要再写这类“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的作品这一个人立场,文辞犀利地认为胡是以“锻炼周纳”的手法陷人以罪,“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在同年11月创作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鲁迅还通过一个漫画式的形象顺手将胡梦华加以嘲讽。小说中,女娲炼石补天之后,她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古衣冠小丈夫”,正捧着一条用青竹片刻成的奏折,上刻一段文言文:“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但女娲毫不在意,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就将那竹片烧了,吓得那位“古衣冠小丈夫”呜呜咽咽地哭。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鲁迅坦承他笔下的这个“古衣冠小丈夫”其实就是影射批评《蕙的风》的胡梦华。鲁迅说,他创作《补天》的初衷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创造”(包括人和文学)的缘起,但中途停笔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胡梦华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此后,虽然胡梦华在《学灯》上连续发表辩护文章,但和鲁迅及新文化阵营相比,功力远远不够。这场论争的结果如汪静之所言,“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来之后,左右都不响了”。鲁迅通过杂文中“含泪的批评家”和小说中“古衣冠小丈夫”这两个形象,既保卫了新诗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同时也将胡梦华打入了文学话语权的十八层地狱,难怪后世提及胡梦华均是一脸不屑。

客观而言,关于《惠的风》的论争实际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论争的延续与余绪。作为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胡梦华理所当然会受到学衡派的影响,他选择汪静之的诗歌小试牛刀,却在现代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自己也得到了两顶不光彩的著名桂冠,这一点,是19岁的胡梦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1928年3月,胡梦华在现代书局出版的《表现的鉴赏》一书中对他否定《蕙的风》一事有所反思。1982年,这本书在台湾重版,胡梦华撰写了“重印前言”,再次进行了自我批评:“对于我国当时新诗的评论,我曾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我本是近视眼么!”胡梦华这是自嘲,因为他原本高度近视,又承认自己在文艺批评上也“近视”,这需要几分学术勇气。同时,笔者认为当鲁迅已经形成某种强势话语时,胡梦华检讨自己年轻时的“艺术近视”,多少有些屈就之意。

胡梦华是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家?吴宓在日记里评价胡梦华“最活动”,“崇拜、宣传新文学”,并娶了班上“貌最美,性温静沉默”的吴淑贞为妻,可见胡梦华不仅活动能力强,同时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新青年,他的言行体现了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一个青年的矛盾心理。汪静之的《蕙的风》是胡适和朱自清作序,但胡梦华并不为尊者讳,敢于出面挑刺,其实也是间接和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学叫板。当然,胡梦华虽是《学衡》作者群中的一员,但他家与胡适家是世交,与胡适以叔侄相称,所以和吴宓等人比较起来,他的态度显得折中一些。有趣的是,《惠的风》论争结束后不久,胡梦华与吴淑贞在南京中国青年会举行婚礼,证婚人居然就是胡适。

胡梦华1924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后代行省政府主席职务,又出任行政院机要秘书。解放前任天津市社会局局长。1979年,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认为胡在天津解放前夕,“接受我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在保护敌伪档案,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等方面为人民做了好事。经有关方面批准,胡梦华属于爱国人士。”1983年6月,胡梦华逝世,享年80岁,官方悼词中再次肯定他“是一位知名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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