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一生三件事
他一生三件轰动事:骂战鲁迅,被左翼文人围攻,与比他小28岁的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现代作家梁实秋病逝。
梁实秋(1903年1月-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
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和欧美文学，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获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
1927年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1927年到1930年间，和鲁迅展开关于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论战;
1938年因“抗战无关论”受到抨击;
对日抗战时曾居四川;
1949年5月移居台湾，先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大同大学董事;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中华民国台北市。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世界的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40岁以后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他一生三件轰动事:骂战鲁迅,被左翼文人围攻,与比他小28岁的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现代作家梁实秋病逝。
梁实秋(1903年1月-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
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和欧美文学，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获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
1927年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1927年到1930年间，和鲁迅展开关于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论战;
1938年因“抗战无关论”受到抨击;
对日抗战时曾居四川;
1949年5月移居台湾，先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长、大同大学董事;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中华民国台北市。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世界的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40岁以后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
1、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论战的起因——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裏。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著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馀，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裏，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裏有毛病，明天说那裏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馀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藉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裏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著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著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馀意。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著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2、“与抗战无关论”——左翼文人发起对梁实秋的大批判
抗战爆发以后，梁实秋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因为这个身份，1938年夏，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当时主持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朋友程沧波邀请梁实秋为报纸办一个副刊。对于程的邀请，梁实秋欣然接受。至于接受的原因梁实秋后来解释说：“除了开会无所事事”，“我非党员(国民政府)，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 》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很明显，罗文无视梁实秋所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而突出其“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的观点，至于文章对梁实秋个人生活的揶揄则难免有些意气用事。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 》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梁实秋不想再就这些问题作情绪上的无益争论，但事情并没有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从左派文人对梁实秋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情绪色彩和意气用事的意味。而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梁实秋一个“编者的话”会引起左翼文人如此大的愤慨?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 原来如此!至于说到宿怨和情绪，其实梁实秋那篇引起争议的《编者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心平气和。在《编者的话》中梁实秋有一段话：“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其中文坛、大将、盟主、名家云云，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他的那个不同意见，更是隐藏着对以前左翼文坛强调文学要密切联系时代，联系政治的理论主张和标语口号式创作倾向的批评和否定。上述的这段话，在左翼作家们看来，梁实秋当然是别有怀抱，自然也就难免对他展开批判和攻击。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3、梁实秋晚年又出了把风头——与影星韩菁清的忘年恋
梁实秋与第一位妻子程季淑举案齐眉50年，1972年，在美国西雅图，老两口幸福地安度晚年。谁知安乐的日子不长，一件祸事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
1974年4月30日，像平时一样，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梯子突然倒下，不偏不倚砸在程季淑的身上。送到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程季淑先走了。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孤寂痛楚的日子里，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楚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接到书稿后，立即发排，并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
梁实秋到台湾后，一边校阅清样，一边与友人晤谈，精神确实好多了。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是，在他71岁时，竟然再一次爱意萌动，并迅速燃成一片炽烈之火——他爱上了小他近30岁的演员韩菁清。
1975年，著名学者梁实秋与韩菁清与行婚礼，显现新婚夫妇的恩爱。梁实秋丧妻未久，曾以深情文词悼念亡妻，未几又铺红毡，许多亲友转不过这个弯。
韩菁清生于1931年10月，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由于人长得美丽端庄，很快有电影导演请她出演《樱花处处开》，此后一发不可收，片约滚滚而来。后来，因为她的皮肤对油彩过敏，她不得不退出影坛。这时她已30多岁了，个人的婚恋屡屡失败：先是与相恋8年的泰国银行总裁分手，紧接着又与一位菲籍华裔男士终结恋情。
说起来，梁实秋与韩菁清的结识应归功于一本书——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一天，韩菁清的义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借她刚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查几个英文单词。谢仁钊在餐桌上边吃饭边翻辞典，韩菁清便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 “一本辞典有什么了不起的!”谢仁钊不以为然，“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明天，我带你去远东，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第二天，谢仁钊果然带韩菁清去了“远东”，梁实秋也正好前来会友散心。交谈中，梁实秋与韩菁清一见如故。这一天，是1974年11月27日。
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因为妻子死于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后，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
最让韩菁清痛苦的是，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几个他们认为适合他的女士，有作家，也有教授，让梁实秋啼笑皆非。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热心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破坏力并没有见效，反而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告诉梁实秋：亲人，我不需要什么，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么?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梁实秋不满足于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梁实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两人的情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共同穿越了由舆论和亲情组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