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谈季羡林

引导语：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来看看钱文忠是怎么谈论他的老师季羡林的。

钱文忠，现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当今中国仅有的几位专门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他曾留学德国的汉堡大学，研究印度与西藏文化，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国故新知》、《天竺与佛陀》、《人文桃花源》，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等。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你们好!能够来到宁波大学，我觉得非常荣幸。我知道，我们宁波大学虽然年轻，但她是在当代中国伟人的直接关心下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学建立至今，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教育界的声望。这么一个崇高的讲座，我是没有资格来滥竽充数的。所以，我今天把讲座的主题定为《我的老师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今年已经96岁。现在他的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是我们国家现在唯一一个健在的50年代的文科一级教授。当时他是学部委员，就是我们现在的院士，也就是说季羡林先生已经担任了50年的院士。今天的汇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主要介绍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第二部分讲述“季羡林先生如何做人、做事”。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

季羡林，1911年8月生于山东清平(位于今临清市)。他的家庭非常贫困。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出生于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村庄的最贫困家庭。他6岁时就到济南去投奔他的叔叔。他的叔叔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季先生视如己出，给予培养。1926年，季先生进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学习。那时，在连续的考试中，他名列山东省第一。所以他得到了当时山东大学校长的嘉奖。1929年，转入济南高中。在一些非常著名人物的影响下，比如季先生的语文老师——胡也频，季先生开始写作、发表文章。

1930年，季羡林先生来到北平。当时他就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数学只考了4分的情况下，他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录取。当时很多著名的文史学家的数学都比较差，比如钱钟书先生数学就考了15分，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成为一代大师。当然放在我们今天是不可以的，我们有严格的高考制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基础。季先生最后选择进入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大学期间，他听了好多课程。其中有两门课对他影响很大：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有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1934年，季先生在清华大学的8个学期连续得了8个优，他的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今天的博士论文。大学期间，季先生开始发表大量的文章。他的同学当中有很多成为了后来的顶尖人物，比如钱钟书先生。清华大学毕业后，季先生曾经回到他的母校，从事过一年的国文教育工作。他虽然是西洋文学系毕业，但他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散文，所以他就应邀教了一年的国文。

1935年，这是季先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由于季先生在西洋文学系修德国文学专业，四年的成绩都是优秀，所以就很顺理成章地到了德国，就读于哥廷根大学。这是一个建立于中世纪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那里，聚集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比如《格林童话》的作者就在那里任教。伟大的数学家高斯也是哥廷根的教授。在德国，季先生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留德期间，根据我们的统计，他学习了不少于12门的语言，不包括分支。我们说的梵文是其中的一门，它本身又包括不同的方言。很多语言都是匪夷所思的。季先生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非常深沉的理由的。从学术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末以来，印度一直是除了西方以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章太炎，都研究过梵文。从小的学术史环境来看，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将西方的东方学和中国传统的文史考据之学加以结合，开辟了崭新的学风。这对于有志于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季羡林先生个人而言，他在留学时就立下了这样的志愿：“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够直接和西方相抗衡。真正有能力的话，就要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和国人讨论中国的学问。”当时，很多留洋的学生为了尽快获得博士学位，往往会选择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题目。鲁迅先生曾经对这种情况发表过意见。他认为很多留学生跟外国人大谈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墨子，把外国人吓个半死;回国后又跟国人大谈康德、黑格尔，把国内学者吓个半死。而季先生留学时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谈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很多人会选择中国学作为自己的副科来节省自己的精力，缩短自己的学习时间，季羡林先生没有这么做。他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实际上是在新疆库车地区的一种语言，当时非常流行。今天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剧本就是用吐火罗语写的。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语言。目前，在我国范围内，只有季先生具有独立研究这门语言的能力。在留德十年的大半时期，由于二战，他的生活极其艰难。他曾说自己有8年的时间没有过吃饱的感觉。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在留德期间成就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黄金阶段。

1941年，季先生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研究古印度一部非常重要的古籍《大事》中诗歌部分的动词变化。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季先生在当时欧洲学者最前端的领域，替中国学术界树起了第一面光辉的旗帜。当时有位吐火罗语的专家了解了季先生的论文后，惊呆了。因为季先生落实了一个历来无解的语尾的意义，所以这篇论文非常重要。在德国期间，季先生连续用德文在当时德国科学院的院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每一篇都相当于今天的一本书。他也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的印度学、佛教学、梵语学、吐火罗语研究的权威地位。在印度学领域，季先生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而开启了对印度重要古代典籍定下确切时间的一个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印度古代典籍的历史排序给排出来。

季先生于1945年秋冬之际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当时，他拒绝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同年秋天，陈寅恪非常郑重地把他介绍给了胡适、汤用彤、傅斯年。季先生就担任了北大的副教授。不久，就被提升为教授以及东方语言系的主任。从此，季先生全身心地致力于培养东方学的学者，建立、完善并推动东方学的发展。他是“中国东方学之父”。然而，由于跟国际学术界的断绝以及研究资料的极度匮乏，季先生不得不离开了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本行领域，将研究方向做了调整。他在这个阶段同样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比如他注意到了我们常说的佛陀和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展开了非常详尽的研究，得出了“佛陀和佛有不同的来源”的结论。佛陀来自梵文，而佛源于中亚伊朗地区的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这说明了中国佛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规律。由于在汉语典籍中，佛先于佛陀，所以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传入中国的。他还发现，很多我们一直以为来自印度的词语其实并非来自印度。

1949年，虽然他自己已经回到了国内，但在德国又出版了他的著作，叫做《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判定佛教起源年代的标准》。季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年，北大的东方语言系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外交翻译人才，急剧扩大规模，一度成为了北大最大的系。东语系成就了上百位的大师。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就随之移向了印度文学、近现代印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翻译了《五卷书》。《五卷书》是印度的一部古代故事集，这部书对于比较文学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季先生遭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他所写的《牛棚杂忆》中有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但就在这个阶段，他利用休息的时间，完成了《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在艰难的境遇中，翻译那么一部规模庞大的史诗，这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国的译本是很多学者花了很长时间集体翻译出来的。而我国的译本是季先生用独自一人的力量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震惊世界的一项成果。后来他获得了中国翻译的终身成就奖。文革结束后，季先生恢复了原先的一切职务，还担任了一些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所以工作比较繁忙。他每天4点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就到图书馆查资料。他从来是事必躬亲，不会让别人为他做事，唯一的一次是让我帮他填写汇款单。因为季羡林先生要资助他的保姆去读书，他还特别嘱咐我在汇款单上加上一句话：“这些钱都是写稿子得来的，都是干净的，助你读书，愿你上进!”

在任何情况下，季先生都争分夺秒地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工作。晚年，他发现了糖蕴含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传奇，并对此展开了研究，终于完成了《糖史》。原来中国人制作白砂糖的技术最早是从印度引进的，后来埃及人教中国人用木炭去除糖里面的杂质，中国砂糖的色泽变得更加白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部糖史。为了写这部《糖史》，季先生连续8年风雨无阻，从他住的地方步行或骑车到北大图书馆。他把《四库全书》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要是有“糖”的地方，他就抄下来。除了这一项工作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轰动世界的成果。70年代，新疆突然出土了一叠古文献，一头已经被火烧坏。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吐火罗语文献，也就是前面我跟大家提到过的中国最古老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吐火罗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当时，季先生已经70多岁了，和这个领域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但是季先生还是承担了翻译的工作。结果他亲自把吐火罗语翻译成了中文，并翻译成了英文。同时他解决了几百个词汇的语法形式，这个至关重要。

实际上，他晚年的学术工作远远不止这些。季先生还十分关心学术的组织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培养、提拔、奖励后进，把中青年学者组织起来。每过两星期就组织一次读书班。这个班专门讨论国外在东方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由许多知名学者组成，比如中国顶级的隋唐史专家、西域史专家张广达教授，中国突厥学专家耿世民教授等等。这个班的影响波及国内外，有些学者还要求加入这个班。季先生亲自主持这个班。日本人看到这个坚强的、老中青结合的、以学术为毕生目标的团队以后，说必须对中国的东方学重新评价了。原先日本学者曾轻视中国的东方学。他们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现在他们再也不敢轻视中国学者了。季先生后来还组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以上大致就是季先生的学术经历。

引导语：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来看看钱文忠是怎么谈论他的老师季羡林的。

钱文忠，现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当今中国仅有的几位专门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他曾留学德国的汉堡大学，研究印度与西藏文化，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国故新知》、《天竺与佛陀》、《人文桃花源》，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等。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你们好!能够来到宁波大学，我觉得非常荣幸。我知道，我们宁波大学虽然年轻，但她是在当代中国伟人的直接关心下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学建立至今，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教育界的声望。这么一个崇高的讲座，我是没有资格来滥竽充数的。所以，我今天把讲座的主题定为《我的老师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今年已经96岁。现在他的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是我们国家现在唯一一个健在的50年代的文科一级教授。当时他是学部委员，就是我们现在的院士，也就是说季羡林先生已经担任了50年的院士。今天的汇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主要介绍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第二部分讲述“季羡林先生如何做人、做事”。

一生为东方文化招魂

季羡林，1911年8月生于山东清平(位于今临清市)。他的家庭非常贫困。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出生于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村庄的最贫困家庭。他6岁时就到济南去投奔他的叔叔。他的叔叔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季先生视如己出，给予培养。1926年，季先生进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学习。那时，在连续的考试中，他名列山东省第一。所以他得到了当时山东大学校长的嘉奖。1929年，转入济南高中。在一些非常著名人物的影响下，比如季先生的语文老师——胡也频，季先生开始写作、发表文章。

1930年，季羡林先生来到北平。当时他就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数学只考了4分的情况下，他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录取。当时很多著名的文史学家的数学都比较差，比如钱钟书先生数学就考了15分，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成为一代大师。当然放在我们今天是不可以的，我们有严格的高考制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发展的基础。季先生最后选择进入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大学期间，他听了好多课程。其中有两门课对他影响很大：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有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1934年，季先生在清华大学的8个学期连续得了8个优，他的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今天的博士论文。大学期间，季先生开始发表大量的文章。他的同学当中有很多成为了后来的顶尖人物，比如钱钟书先生。清华大学毕业后，季先生曾经回到他的母校，从事过一年的国文教育工作。他虽然是西洋文学系毕业，但他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散文，所以他就应邀教了一年的国文。

1935年，这是季先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由于季先生在西洋文学系修德国文学专业，四年的成绩都是优秀，所以就很顺理成章地到了德国，就读于哥廷根大学。这是一个建立于中世纪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那里，聚集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比如《格林童话》的作者就在那里任教。伟大的数学家高斯也是哥廷根的教授。在德国，季先生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留德期间，根据我们的统计，他学习了不少于12门的语言，不包括分支。我们说的梵文是其中的一门，它本身又包括不同的方言。很多语言都是匪夷所思的。季先生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非常深沉的理由的。从学术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末以来，印度一直是除了西方以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章太炎，都研究过梵文。从小的学术史环境来看，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将西方的东方学和中国传统的文史考据之学加以结合，开辟了崭新的学风。这对于有志于攀登学术高峰的年轻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季羡林先生个人而言，他在留学时就立下了这样的志愿：“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够直接和西方相抗衡。真正有能力的话，就要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和国人讨论中国的学问。”当时，很多留洋的学生为了尽快获得博士学位，往往会选择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题目。鲁迅先生曾经对这种情况发表过意见。他认为很多留学生跟外国人大谈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墨子，把外国人吓个半死;回国后又跟国人大谈康德、黑格尔，把国内学者吓个半死。而季先生留学时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谈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很多人会选择中国学作为自己的副科来节省自己的精力，缩短自己的学习时间，季羡林先生没有这么做。他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实际上是在新疆库车地区的一种语言，当时非常流行。今天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剧本就是用吐火罗语写的。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语言。目前，在我国范围内，只有季先生具有独立研究这门语言的能力。在留德十年的大半时期，由于二战，他的生活极其艰难。他曾说自己有8年的时间没有过吃饱的感觉。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在留德期间成就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黄金阶段。

1941年，季先生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研究古印度一部非常重要的古籍《大事》中诗歌部分的动词变化。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季先生在当时欧洲学者最前端的领域，替中国学术界树起了第一面光辉的旗帜。当时有位吐火罗语的专家了解了季先生的论文后，惊呆了。因为季先生落实了一个历来无解的语尾的意义，所以这篇论文非常重要。在德国期间，季先生连续用德文在当时德国科学院的院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每一篇都相当于今天的一本书。他也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的印度学、佛教学、梵语学、吐火罗语研究的权威地位。在印度学领域，季先生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从而开启了对印度重要古代典籍定下确切时间的一个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把印度古代典籍的历史排序给排出来。

季先生于1945年秋冬之际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当时，他拒绝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同年秋天，陈寅恪非常郑重地把他介绍给了胡适、汤用彤、傅斯年。季先生就担任了北大的副教授。不久，就被提升为教授以及东方语言系的主任。从此，季先生全身心地致力于培养东方学的学者，建立、完善并推动东方学的发展。他是“中国东方学之父”。然而，由于跟国际学术界的断绝以及研究资料的极度匮乏，季先生不得不离开了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本行领域，将研究方向做了调整。他在这个阶段同样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比如他注意到了我们常说的佛陀和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展开了非常详尽的研究，得出了“佛陀和佛有不同的来源”的结论。佛陀来自梵文，而佛源于中亚伊朗地区的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这说明了中国佛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规律。由于在汉语典籍中，佛先于佛陀，所以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传入中国的。他还发现，很多我们一直以为来自印度的词语其实并非来自印度。

1949年，虽然他自己已经回到了国内，但在德国又出版了他的著作，叫做《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判定佛教起源年代的标准》。季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年，北大的东方语言系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外交翻译人才，急剧扩大规模，一度成为了北大最大的系。东语系成就了上百位的大师。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就随之移向了印度文学、近现代印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翻译了《五卷书》。《五卷书》是印度的一部古代故事集，这部书对于比较文学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季先生遭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他所写的《牛棚杂忆》中有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但就在这个阶段，他利用休息的时间，完成了《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在艰难的境遇中，翻译那么一部规模庞大的史诗，这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国的译本是很多学者花了很长时间集体翻译出来的。而我国的译本是季先生用独自一人的力量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震惊世界的一项成果。后来他获得了中国翻译的终身成就奖。文革结束后，季先生恢复了原先的一切职务，还担任了一些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所以工作比较繁忙。他每天4点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就到图书馆查资料。他从来是事必躬亲，不会让别人为他做事，唯一的一次是让我帮他填写汇款单。因为季羡林先生要资助他的保姆去读书，他还特别嘱咐我在汇款单上加上一句话：“这些钱都是写稿子得来的，都是干净的，助你读书，愿你上进!”

在任何情况下，季先生都争分夺秒地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工作。晚年，他发现了糖蕴含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传奇，并对此展开了研究，终于完成了《糖史》。原来中国人制作白砂糖的技术最早是从印度引进的，后来埃及人教中国人用木炭去除糖里面的杂质，中国砂糖的色泽变得更加白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部糖史。为了写这部《糖史》，季先生连续8年风雨无阻，从他住的地方步行或骑车到北大图书馆。他把《四库全书》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要是有“糖”的地方，他就抄下来。除了这一项工作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轰动世界的成果。70年代，新疆突然出土了一叠古文献，一头已经被火烧坏。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吐火罗语文献，也就是前面我跟大家提到过的中国最古老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吐火罗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当时，季先生已经70多岁了，和这个领域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但是季先生还是承担了翻译的工作。结果他亲自把吐火罗语翻译成了中文，并翻译成了英文。同时他解决了几百个词汇的语法形式，这个至关重要。

实际上，他晚年的学术工作远远不止这些。季先生还十分关心学术的组织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培养、提拔、奖励后进，把中青年学者组织起来。每过两星期就组织一次读书班。这个班专门讨论国外在东方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由许多知名学者组成，比如中国顶级的隋唐史专家、西域史专家张广达教授，中国突厥学专家耿世民教授等等。这个班的影响波及国内外，有些学者还要求加入这个班。季先生亲自主持这个班。日本人看到这个坚强的、老中青结合的、以学术为毕生目标的团队以后，说必须对中国的东方学重新评价了。原先日本学者曾轻视中国的东方学。他们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现在他们再也不敢轻视中国学者了。季先生后来还组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以上大致就是季先生的学术经历。

季羡林先生如何做人、做事

我非常认同和赏识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主旨。中国向来是将学问和道德并提的。中国有“三不朽”之说，分别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为关键的。它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做人与做事。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时，看到了一个敦煌的卷子。由于视力下降的缘故，有几个字看不清。他就托一位历史系教授，让他找位年轻人看看。于是就请到了当时已经非常出色的卢向前先生，他是我们浙江省嵊县人。卢向前就替季先生把那几个字认出来了。季先生就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多次提到了卢向前先生。并且季先生还亲自前往卢向前的宿舍拜见他。季先生说：“我请你到我家中吃顿便饭，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就是季先生做人做事的风格。卢向前受到这样的激励后，决定终身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他现在已经是这个领域成就卓越的大家了。他是我们浙江学术界的骄傲。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知道，季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应该说他的收入很高。但是他的穿着打扮永远像一个农民。在北大，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新生报到时，季先生满怀喜悦地在校园里走。他经常被学生叫住：“老师傅，帮帮忙，帮我看看行李!”季先生就会满脸喜悦地答应学生。学生第二天迎新会时，会发现台上正中就坐着这个老农。这就是他为人的风格。

季先生对自己非常苛刻，但是北大的最大的一笔捐赠来自于季先生。他把他毕生收藏的古字画、古籍、古砚、印章、善本，乃至工资都捐给了北大。最后他把自己的图章都捐了出去。他的很多收藏都是非常名贵的。捐赠的数额高达几亿元，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胸怀!前阵子的“季羡林热”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整个中国为一个依然健在的人设立高规格的研究所，也只有季先生才有资格。

大家之所以那么尊敬季先生，我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播在众人之口的他做人做事的崇高风范。季先生是道德和学术的楷模。他对自我修养的注重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表现和实践，已经化作一种自然的行为。他的好多举动经常会使别人感到惊奇，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却很正常。张中行先生曾提到过，有人在北大周围开了一家小书店。有一天，店主非常惶恐地捧着一大捆季先生的书，让季先生给他签名。他不认识季先生，但他知道季先生的大名。季先生一本本地替他签名，并且将他送到楼道外，还一个劲地对这位年轻人鞠躬。季先生对他说：“谢谢，谢谢你辛苦卖我的书!”当时年轻人觉得不知所措，而季先生则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举动。还有，司机去接送季先生。一个老学者，让司机接送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然而，季先生每次都要等司机走出他的视线，才停止向他招手，然后回家。这就是一代大儒做人做事的风范。这种风范，他从来没有高自标举过。而这些事情是会不胫而走的，会喧腾于众人之口的。

年轻的宁波大学有这样一个讲台，我深感敬佩。我相信宁波大学会在成为中国一流大学，乃至亚洲一流大学的路上快速成长。谢谢大家!

主讲人答师生问

问：钱先生，您好!我跟钱先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我是外语学院的老师。我希望钱先生再跟我们讲讲季羡林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的事情。谢谢!

答：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论文。我很愿意跟大家讲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我毕竟是小辈，我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如果要讲的话，起码会耽误大家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在此详细讲述了。我只能笼统地讲一下。季羡林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学术史研究者近期非常关注的对象。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关于他们的大量的论文，为他们撰写了多部传记。可以说对他们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从他们各自的学术史入手，把这两位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学者加以有限制地比较，从而描述某一学科，比如佛教语文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演变规律。但这种比较必须是有限制的，有前提的。季羡林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存在着历历可考的学术渊源。他们的学术生涯至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接受当时风行于欧美的佛教语文学的训练，并都以佛教语文学作为学术的起步领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佛教语文学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不同的轨迹。

这门学科在他们各自学术史上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要学习这门学科，就需要掌握梵文。陈寅恪先生接触梵文的时间很早。1907年，陈寅恪先生和他的两个兄弟留学日本。他就开始初步接触梵文。他曾留学过许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学习梵文。他学过的语言有30种左右。但是，由于种种限制，陈寅恪先生没有就佛教语文学本身发表过什么文章。但是他用佛教语文学解决了许多问题。佛教语文学是他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而季先生是直接解决佛教语文学本身的问题。只是，当他回国以后，由于受到科研条件的限制，他只能回到了陈先生的老路，又被迫地把佛教语文学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手段。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学术史当中的某些部分，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佛教语文学呈现出一种倒退的态势。幸好，季先生在80多岁时，又回到了佛教语文学的研究上。这就是我本来想讲的第二部分。

问：钱老师，您好!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认识了您。今天非常高兴您能来我们宁波大学。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力量促使您在进入北大后从事相对比较枯燥的梵文研究工作?第二，您能否为我们朗诵一段梵文，让我们感受一下美妙的梵文世界?谢谢!

问：谢谢钱老师的精彩演讲。我们都知道，钱先生和季先生一样，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所以，我想请钱先生给我们这些语言爱好者提些学习语言的建议。谢谢!

答：季先生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会长。这是他265个职位当中的一个。事实上，我认为高校的外语教育是比较失败的。老一辈外语爱好者基本上在高中阶段都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口语可能差一些。到了季先生他们一辈，英语水平普遍很高，摆脱了地方语言的影响。他考北大时的英语题目是把李后主的《清平乐》翻译成英文。由此可见当时考生的英语水平很高。无论是季先生、钱钟书先生还是吴晗先生这三位偏科极其严重的大师，他们的英语成绩都接近满分。我们这辈人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相比，应该说是更容易接触英语的。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但是我们的英语水平也不见得高。我曾经做过一件使学生恼怒的事，但后来他们还是理解了我。有一年，文科基地班的同学相当优秀，英语也都很好。我说他们没有参加高考是一种遗憾。我让他们做了高考试卷。一个月以后，我让他们再做一遍。他们的成绩平均下降了11分。这说明我们的英语水平是多么的不稳定。现在，我们考级，可能突击一下就成功了。大学的学习成绩非常重要，但大学的素质教育更加重要。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季先生学外语的方法：第一，季先生十分强调不要过长时间地纠缠于语法，而应该尽快地直接接触原文。第二，尽量少地阅读中国人编的英语书。第三，学外语需要聪明人下笨功夫。这一点很难做到。我想大家都是聪明人，问题是能否在大学4年持续下功夫，这是学好外语的关键。季先生学俄语时，教授给了他一本果戈里的《鼻子》。第一堂课他给季先生读了一遍俄文字母表。第二堂课教授开始直接把书翻译成俄文。季先生开始读得很慢。但是，一年以后这本书被读完了，他的俄文也提高了。在这过程中，季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背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背外语当成是背外语单词。应该尽量背诵经典短文。这样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个词的用法。我们有时缺少语感的原因就是脑海中只有一个个独立的词。而独立的词是没有语言价值的。外语没有捷径，一定要下苦功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