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歌评价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那么关于郭沫若的诗歌评价如何呢？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郭沫若的诗歌评价的相关文章，供大家阅读！

内容提要 当今一般读者对郭沫若评价不高，而“专业阅读”却甚表称许，形成两极阅读现象。本文指出两极阅读的偏误，提出对《女神》等时代性很强，而今比较隔膜的经典作品，阅读时应尽量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三者结合，以摸索和感触当年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而形成的“阅读场”，从而达到比较有历史感的评价。文中分析郭沫若文艺型的人物心理特征，及其“多变”的原因，认为郭沫若毕竟是一位真实的诗人，对其天才与凡庸都应有同情的了解。

关键词 郭沫若 《女神》 两极阅读现象 阅读场 创作心理素质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标示着新诗初创期的最高成就，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所奠定的。对《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寻找价值，并确定其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的评价甚高。而“非专业的读法”则比较偏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法”。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女神》的接受有这么大的时代反差？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那么关于郭沫若的诗歌评价如何呢？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郭沫若的诗歌评价的相关文章，供大家阅读！

内容提要 当今一般读者对郭沫若评价不高，而“专业阅读”却甚表称许，形成两极阅读现象。本文指出两极阅读的偏误，提出对《女神》等时代性很强，而今比较隔膜的经典作品，阅读时应尽量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三者结合，以摸索和感触当年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而形成的“阅读场”，从而达到比较有历史感的评价。文中分析郭沫若文艺型的人物心理特征，及其“多变”的原因，认为郭沫若毕竟是一位真实的诗人，对其天才与凡庸都应有同情的了解。

关键词 郭沫若 《女神》 两极阅读现象 阅读场 创作心理素质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标示着新诗初创期的最高成就，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所奠定的。对《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寻找价值，并确定其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的评价甚高。而“非专业的读法”则比较偏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法”。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女神》的接受有这么大的时代反差？

一

这就牵涉到评论角度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说，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内容和思想倾向[1]。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却不一定能充分说明《女神》能为“五四”读者所欢迎的原因。其实，《女神》是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很难说提供了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进步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读者大可不用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女神》中归纳的那些思想主题，在当时的各种激进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再加上形式因素，就可以作完满的解释了呢？也不一定，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贡献，这是对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体”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都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为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端的自由”的写法，也带来过于散漫的负面影响。这又可见，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评论，虽然可以自成一说，却仍未能充分解释《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很想复原《女神》的精神，因目光多限于思想主题加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所以终究难于感受其巨大的艺术魔力。

我想其魔力应从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找，不能只着眼于作品本身。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可以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致其狂飚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魔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中的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青年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已经有时代的隔膜。如果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读懂它的时代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作品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女神》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征的代表作，最好采取三步，即：一，直觉感受；二，设身处地；三，名理分析。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往往偏于作“名理分析”，而“非专业阅读”则停留于直觉感受，或者连直觉感受都尚未进入。前述的两极分化阅读现象即与此有关。对于《女神》这样的时代性强的经典，我倒是主张三步读法，其中第二步“设身处地”至关要紧。当今读者只有设想重返特定的“五四”时代，让自己暂当“五四”人，身心浑然投入诗中，才可能摸索感触那种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所形成的阅读的“场”[1]，进而在这种“场”中去理解作品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整体艺术效应。这也才可能尽量消除时代的隔膜，真正理解《女神》成功的原因。

下面不妨作一些阅读实例。《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之一。初读此诗，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燥的心态。这些只是“设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若如此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接着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的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燥感，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的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就是要造就这种效果。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2]，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3]。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燥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4]，但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燥凌厉之“气”的。结合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

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的认同。当今读者对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女神》这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要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间互动互涉的“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时期，天才表露多，几乎极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其尴尬，俗气。不能简单断言从政=庸俗，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才容易表露凡庸。遗憾的是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决定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其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5]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6]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成。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考榜风波”，他本来在24名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7]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就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附注：[1]这里借用的“场”原是物理学概念，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互相作用，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阅读场”指阅读接受过程中作品—读者的互动互涉关系。

[2]《诗论三札》，《郭沫若文集》第15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三叶集》，《郭沫若文集》第15卷，46页。

[4]《女神》中诗的风格有多种，暴躁凌厉可概括其主要风格，另有一些诗是比较优美别致的，如《地球，我的母亲》、《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等。

[5]见《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第15卷，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三叶集》，《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7]有关郭沫若的这些传记材料，可参考《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