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林语堂 梁实秋等著名作家笔下的过年景象
引导语：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年记忆。那么在中国的著名作家的笔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冰心、梁实秋等作家笔下的过年景象。
在著名作家们的笔下，也有不少关于过年的描写，或生动，或谐趣，或真挚，都令人印象深刻。
冰心：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彩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引导语：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年记忆。那么在中国的著名作家的笔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冰心、梁实秋等作家笔下的过年景象。
在著名作家们的笔下，也有不少关于过年的描写，或生动，或谐趣，或真挚，都令人印象深刻。
冰心：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彩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庆祝旧历元旦
林语堂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回春，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的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米果”(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米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的说。“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周妈点的。”“是谁买的?”我质问。“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梁实秋：北平年景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祭灶过后，年关在迩。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新正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新禧”。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披，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俯仰之间仿佛如意算盘业已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没有赌博的。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新年狂欢拖到十五，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提前结束了几天，那便是“民国元年”，阴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庆声中，袁世凯嗾使北军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哗变掠劫平津商民两天。这开国后第一个惊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怀。
沈从文：忆湘西过年
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蚌壳精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鼓笛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地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伙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或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终曲照例就瘫下来，惹得大家好笑!
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