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孟浩然隐逸思想之迥异及原因
导语：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王维与孟浩然，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儒道佛思想影响，二人最终都走上了隐逸之路， 然而其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与二人的阅历、心态、性格等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观此二人一生，都走上归隐之路，其诗歌亦多表现诗人返归自然、怡情养性的审美情趣和隐逸山野生活的闲情逸致。王孟隐逸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二者隐逸思想的差异性与个人性格气质、人生阅历、审美趣味等有关。
一、“王孟”隐逸思想之成因
首先，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入仕”情结与仕途不畅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碰撞后，诗人内心调和的结果。
儒家思想及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封建时代的文人，入世性是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儒生的座右铭，积极入世，以自己所学建功立业，践行“学而优则仕”，几乎是每个儒生毕生之所求。
王维(公元701--761 年)，孟浩然(公元689 --740年)，参与社会活动正是开元、天宝盛世时期。经济的繁荣及国力的强盛，成就了唐代士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科举制的推行拓宽了仕进道路，让更多的寒门学士有了仕进的可能，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参加科举，积极干谒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王维自幼聪颖过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十五岁独自游学长安，超群才能为皇族诸王所赏识，与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宁王李宪交往密切。中进士及第，得以顺利步入官场，得张九龄赏识、提携，王维被擢拔为右拾遗。后张九龄的相位为奸臣李林甫所代，在这一权要人事变动之时，王维不仅意味着政治靠山的失去，更意味着其理想中开明政治的幻灭。为明哲保身、远祸自全，王维一度隐居终南山;后来经营蓝田别业，半官半隐。惬意的山野恬淡生活，不但让他养成了山水禅寂的审美趣味，也逐渐让他找到了心灵的自我满足和精神的诗意栖居地。
孟浩然，40岁以前隐居于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以孟子后裔自居，立志要继承先祖遗志，养己“浩然之气”;迎合崇儒习儒的风尚，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经国济世，这些都强劲地催生着孟浩然执着求仕的心迹和历程。《旧唐书・孟浩然传》记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科举受阻，诗人转而寻求官友荐举。著名的干谒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一联，即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一登仕途的迫切心情，充分体现了不甘寂寞儒者的豪逸情怀。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对仕途的热望与官场的失意、求仕的失败之间的矛盾冲突剧烈地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他们需要调和自己内心沉重的失落，疗救饱受创伤的心灵，于是抛却世俗、亲近山水、归隐田园。
导语：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王维与孟浩然，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儒道佛思想影响，二人最终都走上了隐逸之路， 然而其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与二人的阅历、心态、性格等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观此二人一生，都走上归隐之路，其诗歌亦多表现诗人返归自然、怡情养性的审美情趣和隐逸山野生活的闲情逸致。王孟隐逸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二者隐逸思想的差异性与个人性格气质、人生阅历、审美趣味等有关。
一、“王孟”隐逸思想之成因
首先，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入仕”情结与仕途不畅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碰撞后，诗人内心调和的结果。
儒家思想及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封建时代的文人，入世性是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儒生的座右铭，积极入世，以自己所学建功立业，践行“学而优则仕”，几乎是每个儒生毕生之所求。
王维(公元701--761 年)，孟浩然(公元689 --740年)，参与社会活动正是开元、天宝盛世时期。经济的繁荣及国力的强盛，成就了唐代士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科举制的推行拓宽了仕进道路，让更多的寒门学士有了仕进的可能，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参加科举，积极干谒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王维自幼聪颖过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十五岁独自游学长安，超群才能为皇族诸王所赏识，与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宁王李宪交往密切。中进士及第，得以顺利步入官场，得张九龄赏识、提携，王维被擢拔为右拾遗。后张九龄的相位为奸臣李林甫所代，在这一权要人事变动之时，王维不仅意味着政治靠山的失去，更意味着其理想中开明政治的幻灭。为明哲保身、远祸自全，王维一度隐居终南山;后来经营蓝田别业，半官半隐。惬意的山野恬淡生活，不但让他养成了山水禅寂的审美趣味，也逐渐让他找到了心灵的自我满足和精神的诗意栖居地。
孟浩然，40岁以前隐居于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以孟子后裔自居，立志要继承先祖遗志，养己“浩然之气”;迎合崇儒习儒的风尚，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经国济世，这些都强劲地催生着孟浩然执着求仕的心迹和历程。《旧唐书・孟浩然传》记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科举受阻，诗人转而寻求官友荐举。著名的干谒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一联，即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一登仕途的迫切心情，充分体现了不甘寂寞儒者的豪逸情怀。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对仕途的热望与官场的失意、求仕的失败之间的矛盾冲突剧烈地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他们需要调和自己内心沉重的失落，疗救饱受创伤的心灵，于是抛却世俗、亲近山水、归隐田园。
其次，佛家的“静”与“空”，道家的“无为”思想对王维的隐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其父去世较早，母亲崔氏青年守寡，以佛为伴，王维常随母跪坐焚香，念诵佛经。受家庭影响，王维信奉佛教，一生乐此不疲。尤其在恩师张九龄罢相及“安史之乱”以后，他更是投入“佛”的怀抱，为自己寻求精神归宿。佛家的静、空，讲求万事万物以自身的方式自我呈现、自由往还，即人与万物冥合为一。这种思想影响让王维更乐于往返山林，寻求寂静，追慕物我合一的境界。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曰“道隐无名”。道家认为人以道为法则就要抛却名利所累， 顺应自然， 即无为。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相通，庄子在仕隐之间的选择很坚决， 即隐。这种思想影响着王维，当官场失意之时， 他便会抛却世俗， 亲近山水，在仕隐进退之间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追求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
第三，深厚的荆楚文化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孟浩然的隐逸。
自然环境优美的湖北襄阳是孟浩然的家乡，他早年隐居鹿门山，潜心读书，性情得以陶冶。当时的荆楚之地，隐逸之风盛行，智绝诸葛亮、高士庞德公等，都对他向往山林隐逸、追求清高淡远生活亦有深远的影响。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虽然他也曾踌躇满志，但荆楚先贤的淡泊超然让他羡慕神往，而且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在家乡的田园山水及先贤高士的精神怀抱之中，诗人拥有了一个释放自由与心性的自我世界，当怀才不遇、理想受挫时，他便会自然地退入自我世界固守。
二、“王孟”隐逸思想之迥异及其原因
王孟二人在仕途上的归宿都是隐逸，然而此二人的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王维是功成名就后因仕途遇阻而隐逸， 即为官后归隐，是心理成全后的归隐;而孟浩然则因仕途无路而隐逸，即未官而归隐，是背负着心灵伤痛的归隐。
首先，王孟二人个性气质的不同造就了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天资聪慧， 除精于诗歌，还谙习绘画、工于音律，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被人认识、 赞赏。再加之王维性情温厚，人缘极好，故每遇事能左右逢源。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王维为叛军所获，被送到洛阳，封以伪官。公元757 年，官军收复长安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或被处死或受刑。王维因写了怀念唐室的《凝碧池》诗，加之其弟王缙请求削官为兄赎罪， 而仅受到降职的处分。正是王维的待人和善，才会有更多人为他争取、说情，这样的性格使得王维在官场上少了些风险。
王维心性敏感、细腻、闲雅而有情思，佛教的空寂又使他将一切看得较淡。他取字"摩诘"，即取义于佛教大居士维摩诘。笃志奉佛的志趣和仕途失意的苦闷，两相叠加，交互作用，每当挫折、失意时，他不会耿介于怀，而是用禅理佛趣来加以消解。他随世浮沉，对隐逸有机变态度。当朝廷重用他时， 他选择积极出仕;当奸臣当权时， 他则选择亦官亦隐。这种处世态度、生活哲学，让他以淡泊的心态应接万物，以物观物，展现大自然的原生态，极容易与自然相融。 孟浩然则生性倔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有隐士高人的清高之气。与王维相比，他一生少有其他艺术表现，故被认可、提拔的机会本来就少。然而他却似乎总是与各种机会失之交臂，最为典型的是他吟诗得罪唐玄宗的故事。在这偶然的“面试”中，他因“不才明主弃”一句，得罪皇上，丢失进身机遇。襄阳刺史韩朝宗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因仰慕孟浩然诗名，韩朝宗主动帮他到朝廷延誉。不料孟浩然竟因与友人开怀痛饮，而失约韩朝宗，失去政治机遇。不管这些传闻真实与否，孟浩然这种率性而为、随兴而动的风流气度及率真的赋性，致使他拙于谋身而屡屡碰壁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