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柳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评论者的批评视野中得以凸显，但在具体的接受内容上则存在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究其缘由，一方面乃因韦、柳生活于位处“古今百代之中”的贞元、元和之际，近体诗的兴盛与部分诗人的慕古意识杂糅并存，使其创作兼具五言古诗“正脉”及“变格”的多重面相; 另一方面则缘于明清各家互有差异的“诗体正变”观，导致相关评价在“正”“变”天平上的不同倾斜。似可认为，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或“正”或“变”的种种评说和争议，既是明清诗家诗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也为传统的韦、柳接受融入了新的气息，既丰富了“韦柳体”的诗学内涵，也细化了对五言古诗特别是韦、柳五古的历史认知。在韦、柳诗歌接受史上，这是一个转折阶段，其所内涵的诗学意义还具有广泛的开掘空间。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 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杨再喜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杨再喜在《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中认为：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具体到柳宗元，韩、柳二人对于“道”的含义的理解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坚守儒家的圣人之道。对于儒家之道的强调，是韩、柳二人在文学史上得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也发展为王安石的“通融儒释”观。
肖扬碚论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与批评
肖扬碚在《柳宗元及其散文在明代的接受和批评》(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在涉及柳宗元及其散文的评论中，明代的官僚士大夫们多从道德、人品、艺术价值以及对文化传统的继承等方面对柳宗元及其散文进行解读和批评，在这些评论中虽有些较为中肯的批评和评价，但也充斥不少个人和时代的偏见。
洪迎华论刘禹锡柳宗元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在《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第5期)中认为：因为永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关系，历史上对政治家刘禹锡、柳宗元的接受表现出诸多争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文学家身份的刘柳。唐宋时期，刘柳的政治作为及人格处于被贬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接受者对永贞革新的认识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贞、王夫之、王鸣盛等人皆在对事件背景、过程的客观探讨中，重新审视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历史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革新人物的不实罪名翻了案。另一方面，明清读者对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接受心理。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为，但在道德品行上却加以贬低，并对其用事作风示以不满。而对刘柳，则出现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尽管对刘柳与王叔文结交并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无微辞，但对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两种不同接受态度。
李栋辉论宋代柳诗的接受
李栋辉在《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 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景遐东、曾羽霞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
景遐东、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开拓了新题材，扩大了山水的关注范围，在对山水的描写时凸显山水的特色，写“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过独特意象的选择，注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开拓和语言的诗意化，形成了山水游记文体的诗化状态。无论是其娴熟的诗化手法、独特的题材选择、高洁幽远的创作风格与精美隽永语言，对唐以后历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响。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的散文，随处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痕迹。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游记的影响。
吕海龙论刘知几对韩柳的影响
吕海龙在《论刘知几的圆融文史观———兼论其对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影响》(原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刘知几则将文质折衷的范围扩大到了史著散文的领域。“文”、“史”相通，重质而不摒文，他主张一种“文而不丽，质而非野”的理想境界。这一点对梁肃影响甚大。韩愈是梁肃弟子，在其门下游学多年輷訛輦，柳宗元是韩愈的好友，两人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刘知几重质而不摒文论点的影响。在柳氏看来，语言粗俗的文章虽然也具有实用性，但是缺少文采故不足以震撼人心，难以给后学留下学习的榜样。无论是从对文作用的理论认识还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都可以看出刘知几和柳宗元的相似之处。
何哲群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何哲群在《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原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柳宗元继承了屈原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发展，批判力度更强，方法也更多样。其次，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传统。再次，柳宗元还继承了屈原骚学的抒情模式。
殷学国论《江雪》的影响
殷学国在《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杨榕论《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
杨榕在《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封建论》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经典名篇，文章立论有据，驳斥有力，凸显了严谨的文法及见识。《封建论》被宋代古文家苏轼接受及被选文学家高步瀛再接受的过程中，体现了高步瀛对苏轼评析柳文经典论断的认同。
于清惠论宋诗对柳宗元的接受
于清惠在《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认为：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陈如毅论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陈如毅在《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原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莫军苗论柳文在金元时期的接受
莫军苗在《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金元两代对柳宗元文章的评论不多，但也有王若虚、辛文房和刘谧等人的重要评论。此时期虽部分延续了前代的韩愈优于柳宗元的主流说法，但也出现了柳宗元胜于韩愈的新论。由于特殊的时代性，两朝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他们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大多是从文章本身出发，较为开放、宽松，从某个侧面折射了金元文人特殊的愿望和追求。
邓怡舟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邓怡舟在《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原载《沧桑》2012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发奋钻研、师承广泛、博采众长，而又大胆创新的结果。本文阐述老子的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内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以此论证柳宗元寓言与老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田恩铭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田恩铭在《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曾明论胡宿的活法诗学不乏柳宗元的影响
曾明在《胡宿诗学“活法”说探源》(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中认为：胡宿“活法”说的提出，首先是对六朝文人谢朓、沈约、钟嵘、刘勰等“诗法”的继承和发展，具体体现在诗文创作的“音”和“义”两个方面：在“音”方面，强调诗歌押韵的回环往复和声调平仄的抑扬顿挫之美，在“义”方面，强调诗歌用字要平淡明白，首尾一体;其次，胡宿的“活法”说是对盛唐、中晚唐诗风及李白、杜甫等诗人继承的结果，李白之“清新”与杜甫之“沉郁”，韩愈、柳宗元、皇甫湜之“求新求变求奇”与孙樵之“句句欲活”之论，均对胡宿之 “活法”说以直接间接的影响。柳宗元“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之说，已接近后来苏轼“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之论。须知，苏轼的这一表述，正被人视作吕本中”活法”论的渊源所自。另外，柳宗元提出的“参”字，也值得注意。它可能和佛教有关。因为柳宗元受佛教影响甚大。宋初柳开，自称是柳宗元的后代，他就说过：“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胡宿的“参雅道”殆出于此。其所谓“活法”，盖即 “本”儒“参”佛之所成欤!孙樵“句句于活”之论，当是对其师祖韩愈、师叔祖柳宗元及师爷皇甫湜的有关“求新求变求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
林阳华论柳宗元、元结对沈辽的影响
林阳华在《沈辽贬谪的双重心态与永州地域文化》(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中认为：北宋永州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和柳宗元、元结文化名人，以及其中特立独行的隐士和佛道人士等人文景观，既是勾起沈辽贬谪苦闷心态的直接来源，同时也是其良好的缓解剂。他贬谪时长期苦闷与短暂适意的双重心态中，前者占据主导地位，且至其离开永州时，亦未能完全消解。他真正以闲适自得的心态处世，还有待于隐居池州时期的到来。
沈辽对柳宗元深为理解，当他来到愚溪时，作有《愚溪》，诗云：“夫子幽栖十二年，至今使人长叹息。”柳宗元往日歌咏的永州山水，一方面是他哀叹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寻幽探险的去处，以此同他产生共鸣。
二、思想与政治
翟满桂论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满桂在《论柳宗元“吏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动》(原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详论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动在唐永贞、元和年间，谪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阐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动实践。重民主张有：均税薄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利民举措有：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论《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在《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某些内容，从“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明道”意识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郑建钟在《论柳宗元天人观的政治逻辑——以“大中之道”为线索》(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观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天人之际”转化为现实政治努力的总概括“大中之道”，并将这一理论范畴贯穿于现世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目标，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后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对天人观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现实政治走向现代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不源于“上帝”，也不源于神秘的“天志”，而源于人自身。
朱璐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朱璐在《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历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说方式。秦汉诸儒论“天”带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性，且偏于伦理而疏于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气本原论、反天人感应论及新“天爵”论，从本原、天人关系、以及本体论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论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气自动”论也为宋明时期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启了端绪。
骆正军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骆正军在《略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且基本都是中唐以后。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柳宗元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教育思想与实践，足以千秋垂范。
张雯述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的传播
张雯在《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原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北美学术界对柳宗元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等方面的翻译与研究数目众多，但是对其文学理论方面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从翻译者和评论者两个突破口描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北美的跨文化交流过程，展现北美对其接受现状。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台湾学者陈弱水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著作《柳宗元与中国唐代思想变迁》中，他认为“虽然柳宗元坚决拥护儒家学说，但是他却并不是一个专注于抽象思想的怀疑论思想者”。柳宗元认为古文这种文体能够有效地传递思想，创作出文学价值卓越的作品。对于他自己独创的寓言、自传体、山水散文以及游记体裁的作品形式，使用古文能够有效地完成创作。
对于柳宗元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陈认为大体包含两点。第一，文学自身并没有目的，而仅仅是一个阐释道的工具。柳曾经提出文学是“末”，但却是不容易被忽视的“末”，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阐明“本”，即儒家思想。如果文学写作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合理运用，那么它就不再是“末”。第二，柳强调修辞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柳的“文以明道”理论观点事实上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念。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认为，“道”与文是密不可分的，好的文章本身就是道的表达，只有掌握了“道”的人才能够写出好文章，古文值得学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风格，还因为它传递了“道”。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属于古文理论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韩愈的观点相似，最核心的是：文学的目的是将“道”发扬光大，同时努力获取艺术价值。同时陈也提出，虽然柳支持古文运动的主旨：写作仅仅是传递道的途径，好的作品的目的是更好地阐释道，他的文学实践有的时候是与自己的理论不相协调的。事实上他经常将写作视为一种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他的很多代表作，例如《永州八记》就和儒家思想关联甚少，还有一些说教性的作品，例如《非国语》本身的文体形式就是未经锤炼的。
严寅春刘鹏述柳学书录
严寅春、刘鹏在《柳学书录》(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中略述了今几十年来柳宗元研究的学术史，并详列柳学书录。他认为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自唐以来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也甚为丰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柳宗元研究的专著。本文对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录与介绍，为柳宗元研究者提供便利。
高会霞论柳宗元统合儒佛思想
高会霞在《柳宗元的 “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陈洪、赵纪彬论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
陈洪、赵纪彬在《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探析》(原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宋来惠论《永州八记》中的佛心禅意
宋来惠在《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原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永州八记》字里行间都明显流露着作者的佛心禅意，留下了作者佛学思想的深刻印迹。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静境画面，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优美的静境画面，字里行间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静的山水中发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这种佛心禅意地对美丽山水的独特解读和深刻感悟，对他来说是对凡世尘嚣名利挣扎的一种超然，是对身处逆境诸多痛苦的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佛化自然寻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一种宁静心灵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张爱梅论《江雪》中的文学意蕴
张爱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蕴探析》(原载《江苏大学学报》 2011年第2期)中论述了柳宗元永州时期孤独、忧伤与绝望的心情。《江雪》为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写景状物，空灵虚荡，绝非一般的感兴排遣，极尽孤寒与悲怆，是他政治上压抑悲愤、生活上孤独悲凉而至绝望的心情的凝结与沉淀。
闵祥鹏论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闵祥鹏在《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赵建军论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赵建军在《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贬谪心态。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李建华论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李建华在《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原载《北方论丛》2012 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谢水顺论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
谢水顺在《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 6期)中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曹章庆探析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曹章庆在《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探析》(原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8期)中认为：谪居永州初期对于柳宗元而言，导致毁灭或痛苦而又无力处理的可怕情境主要有如下数端：首先是朝廷对政敌的严厉处置，其次是对生活环境恶劣的忧惧，再次是体弱多病对生命的威胁，其四是后继无人的焦虑。柳宗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能自觉感受、认识自身的精神恐惧，而且勇于面对这种负面情绪，并积极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自我拯救。一是转移人生追求目标，从一个“超取显美”的政治家向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作艰难的转变;二是积极进行心理和身体治疗：首先是心理的自我暗示和疏导，其次是主动向别人倾诉，再次是药物治疗;三是通过习佛来化解;四是通过领略美景去消除苦恼;这样，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从不同的角度，使作者苦闷、郁愤、恐惧的情感得到宣泄和释放。
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陈松柏考辨柳宗元的永州婚恋
陈松柏在《柳宗元永州婚恋考辨》(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因为柳宗元《马室女雷五葬志》中有“以其姨母为妓于余”句，既往的研究都把马雷五之姨当成了柳宗元永州所纳之妾，兹从八方面予以否定。细读《戏题阶前芍药》、《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表现了柳宗元对家庭、婚姻的相思、恋爱与焦灼，提醒了他的同僚与朋友，引出当年冬建房、乔迁、纳妾的一气呵成。
陈松柏释柳宗元元和三年之调适
陈松柏在《论柳宗元元和三年的调适》(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元和三年是柳宗元生平至为重要的一年，有五大原因促进了他的转变：摆脱了赐死的阴影;缓解了亡母之痛;聚齐了一批同病相怜、相互慰勉的朋友;拥有了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紧迫感;身体略有起色。为此，柳宗元通过游山玩水、重新确立目标、读书撰著、以赋明志等，实现了全面调适的成功。
陈松柏辨“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
陈松柏在《“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辨》(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柳宗元的女儿和娘年仅10岁就去世了，围绕着“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争议颇大，至今仍是一大悬案。论文从三个方面略作辨析：1.梳理和娘短暂的生命历程;2.为什么“为父子晚”;3.柳宗元的忏悔。
尚永亮先生多年以来对贬谪主题用力甚勤，亦显示出其治学在此方面行家里手的擅长。其分析元和逐臣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及其在逆境中突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最为精彩。王兆鹏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评论说：“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尚永亮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读后》，《博览群书》2003年 12期)
尚永亮并不是简单地从这些层面概括立论，而是紧扣历史背景、出入具体作品，挟以同情之心、身临其境地体察各被贬者的感受和心态，其笔触亦常饱蘸情感。如其分析柳宗元《囚山赋》所表达的被拘囚感时写道：“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
康震、李丽论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
康震、李丽在《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文学教育是指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教育家。作为一名文学教育的受教者，中唐时期良好的文学教育机制及其环境促进着他文学素养的养成与文学创作的成熟。作为一名施教者，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培育着中唐文学创作者的成长，推动了中唐诗文创作的发展，对于中唐若干文学现象的形成演变有积极促进作用。
尹占华再考《龙城录》为柳作
尹占华在《龙城录再考辨》(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中认为：《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罗宁考《龙城录》非柳作
罗宁在《﹤龙城录﹥是伪典小说》(原载《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中认为：《龙城录》过去多被认为是唐代柳宗元的小说，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质疑，力证其伪。本文在前人基础之上，又指出其内容错谬且非唐代小说的六点证据，此书之伪可成定案。此外，本文还论述了《龙城录》的伪典小说性质，指出伪造《龙城录》的目的，部分正是为解决韩愈、秦观、苏轼等人的诗文典故问题而作。宋人指出《龙城录》的伪造者是王铚，本文也对此说法提供了证明。
刘鹏再考《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所作
刘鹏在《再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两见于唐代独孤及《毘陵集》和柳宗元文集中，历代学者曾有考辨，但究竟谁属莫衷一是。论文在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二人生平、文章内容、文集版本等七个方面的考证，明确《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并非柳宗元所作。
小池一郎论柳宗元的永州诗
小池一郎在《关于柳宗元永州诗的几个问题》(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第10期)中认为：这几年来，笔者把《柳宗元集》(中华书局)卷四十三的诗翻译成日语。现在翻译完了大约三分之二，都是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诗中有些比较长的五言古诗，而其大部分有故事发展线索。山水长诗有根据时间展开的诗结构。植树诗也有比较长的句数，而且有作为故事的次第与结构。柳宗元为了获得长诗的故事结构，想出了各种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永州古诗长诗上有时出现停顿。这种停顿有三种。第一个是因为美丽的风景突然出现，诗的时间里暂时发生的停顿。第二个是柳宗元感觉到人生黑暗部分的时候发生的停顿。第三个是由于诗的主体瞬息转变而产生的停顿。柳宗元永州长诗中的停顿，把平常看不见的事情清楚地呈现给我们读者。长诗的停顿现象在永州短诗上也出现吗?笔者认为，即使有什么停顿，短诗写成的时候，其停顿也已经被克服了。不过，有些短诗的底流里还是残留着带来长诗上的停顿的主要因素。
万德敬考论柳宗元与裴度之交游
万德敬在《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考论了柳宗元与裴度的交游。一代名相裴度为中唐时代缙绅羽仪。在柳宗元一生交游的二十多个河东裴氏人物之中，裴度与柳宗元关系虽然不算密切，但他对柳宗元的命运影响之巨，世人不察。围绕与裴度交游的其他相关人物，如程异、刘禹锡、武元衡、裴垍、吴武陵等，可以探析裴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从中发掘裴度与柳宗元以及柳宗元同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好地解读柳宗元晚年的政治生命与文学创作。
张蜀蕙释柳宗元瘗旅文
张蜀蕙在《瘗旅文———柳宗元永州的死亡书写与疗愈》(原载《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文中详释了柳宗元的瘗旅文。柳宗元南贬时期，写了不少墓志铭、祭文，目睹亲友、或贬居的同僚，甚或不知姓名的死者。他的哀文，识者咸知，“一篇短短招魂文字，妙在对崔简柩，滴自己泪”。有着屈原的影子，“此仿楚词招魂，末云死还生留，乐死而哀生”②。为死者描绘归居之所。凝视死亡环绕四周，吐着狺，终究猛地扑杀而来。在描述死亡近逼的过程，由一次次死亡的预示中，治疗逐臣难以愈合的心情。最后，柳宗元预示了自己的死亡，安排自己静静地躺在异乡的土地，由斯土斯民掩埋并记忆着。柳子庙，柳侯祠，从来不是对死去柳宗元的遗忘，是视死如生，如其生前的鸟语花香、斯土斯民的生活围绕着一个永远活着柳州、永州生民的世界，柳宗元所期盼与望想的正是如此，而非厚土祖茔、墓门紧闭、生与死永久分别的两个世界。
柳宗元的瘗旅文，既述志又招魂。柳宗元南贬后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与对亲友同道死亡的书写，可知柳宗元在一次次的书写中，经历死亡，想象死亡，透过对每一个死者的描述，肯定死亡虽然夺其志与命，但曾经于人世的经历是不会磨灭的。
王雪樵考论柳宗元于贞元十七年回过河东
王雪樵在《柳宗元回河东新考》(原载《运城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是否回过河东，主流看法一直持否定态度。认真翻检《柳宗元集》，新发现《游黄溪记》有“北之晋”之言。分析该文语境，联系《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晋问》以及河东传说之描述，基本可以肯定柳宗元在贞元十七年(801) 回过河东。
马晓斌论韩柳为互不相轻的典范
马晓斌在《互不相轻的典范——论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中认为：韩柳为互不相轻典范。元和八九年间，柳宗元受尽冷落，韦珩一信，带来韩愈的关注与温暖。重视使他热情洋溢，给予积极而又正面的回应。事实上，推让即礼让，在今天，有现实意义。文人互不相轻，有三点可取法韩柳：一是耐心倾听，二是取法乎上，三是不忘历史。
马晓斌释读韩柳《毛颖传》文
马晓斌在《小说也可有益于治理——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韩愈﹤毛颖传﹥研究》(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的韩愈《毛颖传》读后感，层次清楚、内容丰富。针对嘲笑人群，他肯定韩愈所写，尽管是小说或寓言，但有治理的功用。除此之外，柳宗元还研究了俳谐的规律与个性。于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帅释柳文的建筑美学
张帅在《离世乐道的居所——柳宗元﹤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的建筑学分析》(原载《华中建筑》2011年第2期)一文中解读了《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的建筑美学。从周边环境、选址立基、人物、植物四个方面对该文进行了建筑学意义上的分析，通过汉字含意的深入解读，以及与今日建筑设计过程的比较，指向一种充满高尚情怀的人生境界的建筑学，以期对当代社会的营造活动有所启迪。
莫山洪释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莫山洪在《汪藻与两宋之际的文章骈散互融》(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中认为：汪藻以四六著称于世，其古文创作亦颇有成就。其古文能直抒胸臆，言事直接，锋芒犀利，短小精悍，实开南宋笔记小品文之先河。与洪迈所说不同的是，汪藻自己所上的奏章并没有采用四六形式，更多的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的形式。
尽管汪藻在四六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延续北宋以来的风尚，他的一些文章采取的是散体形式，尤其是私人记述类文章，都没有采用他擅长的四六，如其《永州柳先生祠堂记》。该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零陵之所以为人称道，实因柳宗元的缘故，柳宗元的文章，也以在零陵的创作最为有名，二者之间，幸与不幸，实难分辨。然柳宗元是有唐300年间为世所推举者，则无疑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汪藻也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发展的一些简单看法。他对东汉以来文章多有否定，认为其“猥并之气未除”，而元和以来，文章“一返于正”，得力于韩愈、柳宗元，柳宗元虽陷永贞之祸，而能为世所推举，实赖文章之功。全文以散句行之，偶有对句，却极少，实在是散体的一大佳作。
莫道才论《乞巧文》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
莫道才在《“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乞巧文》从句法来看，“骈四俪六”前后各两字是并列结构，但却是可以互相重组的词，也就是“骈”与“俪”、 “四”与“六”可以重新组合为更密切的词。这是最早把“四六”与“骈俪”放在了一起，从而酝酿了后来骈文的两个名称“四六”和“骈俪文”，这也是“四六” 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使用。可以说，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这是“四六”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
雷恩海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对《文心雕龙》的认同
雷恩海在《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柳子厚墓志铭》曰：“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偃蹇困窘，斥废穷极，“未能平其心”，而有其不平则鸣之作。困窘穷极的生存状态，道不行而意不通，易于造成作家的郁勃不平，从而能够激发作家的创作欲望;而且，表现悲苦之情的作品易于写得深刻沉郁、感动激发人。从创作心理上，韩愈肯定了悲苦之情对创作的促进作用。应该说，这一思想与《文心雕龙》有其一致性。
骆正军论柳宗元的婚姻情感
骆正军在《柳情深处难为水——柳宗元的婚姻和情感》(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的婚姻和情感问题，探讨者较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柳宗元之不“再娶”，应该从内外因和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剖析。“找不到合适的意中之人”——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外在的客观因素罢了;其真正的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于柳宗元对前妻杨氏的感情既深又纯，无人能够填补她所留下来的“主妇空缺”。关键之处，在于其内心始终有一杆“杨氏之秤”作为衡量之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柳子对前妻杨氏的感情，的确是深过沧海之水，纯胜巫山之云。
梁德林论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
梁德林在《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不仅积极为韩愈以文为戏的行为进行辩护，还有意与韩愈“角力”作文，他的部分诗文作品寓庄于谐，引人发笑，发人深思，具有鲜明的游戏色彩。
阮忠论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阮忠在《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柳赞”与“韩辩。”：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龚玉兰辨韦柳诗风
龚玉兰在《韦柳诗风辨》(原载《学术论坛》2012年第2期)中认为：韦应物和柳宗元一直并称为“韦柳”，他们都承继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形成了陶、韦、柳的范式体系。而“韦柳”的并立，形成了学界的误解，认为两人风格相似或相近，其实他们二人的生活旨趣、人生经历和诗歌追求并不相同。文章着重辨析“韦柳”并提的过程和原因，从“韦柳”的“本色”诗风中分析韦诗高雅平淡的风格、柳诗幽怨旨远的特点，并客观地评价“韦柳”在文学史上名家的地位。
四、教育与传播
洪迎华评尚永亮的贬谪文学研究
洪迎华在《评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中认为：十多年前，尚永亮先生以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后经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使得贬谪与贬谪文学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历十数年的辛勤耕耘和坚守，新近又推出了由他主撰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简称新著)，可谓拓荒之后的又一大创获。其开山之作曾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为考论对象，透析元和贬谪文学的特质和文化精神;这部新著则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整个唐五代，予以掘进和突破，全面建构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研究的立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