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代表作《师说》的写作背景
引导语：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代表作是什么?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韩愈的代表作为《师说》
师说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引导语：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代表作是什么?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韩愈的代表作为《师说》
师说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jiē)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tán)、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他所存在的疑惑，就始终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没有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他们自己呢，却以从师学习为耻，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不理解文句，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求教(意思是不知句读的倒要从师，不能解惑的却不从师)，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