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解读
韩愈，人称韩文公，乃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师说》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要理解解读高二语文上册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智。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韩愈，人称韩文公，乃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师说》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要理解解读高二语文上册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智。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语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
拓展阅读：韩愈名字的来历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便问：“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去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乐，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完婚。
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卢小姐果有见她，接着说道：“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人个新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