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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诗史”性

杜甫 2019-05-16 0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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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导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在这次大动乱的前夜,诗人踏上长安求仕的艰难旅途。天宝五年诗人来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次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之下,以欺下瞒上的伎俩大搞政治骗局,没有一个人中选,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落第,对于关心政治、爱国爱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接着,诗人的生活也达到穷困潦倒、挨饿受冻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③但穷困并没有吓住诗人。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献诗韦济、张埴等权贵,以求援引提携,但毫无结果。天宝十年前后,又直接向唐玄宗献赋自荐,玄宗惊异诗人的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第二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④这时朝政已由杨国忠执政,诗人的自荐,依旧是泥牛入海。他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困守了十年。这时期诗人亲眼目睹了达官显贵的专横、贪婪,而荒淫昏聩的玄宗,一面开边扩土,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人民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山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面,加紧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千村万户“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破败景象。在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之下,人民的生活 临绝境,真所谓“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越是见到这一切,诗人越是希望有机会能一展鸿图,为国为民出把力。但是当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时,诗人又不愿做直接鞭挞百姓的官,固辞不受,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对于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长安危急,皇帝携贵妃、大臣,向四川仓惶避窜。这时诗人回奉先携妻儿向白水避难。是年八月,诗人只身北上灵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肃宗李亨,以期报效朝廷。但诗人刚启程,就被叛军俘获,押送至沦陷的京师长安,一直在这里被囚困了八个多月。“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长安在燃烧; “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人民惨死,敌人在狂欢。诗人亲眼目睹了京师沦陷后的惨状、敌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肃宗迁驻凤翔,五月诗人为了报效国家,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肃宗的抗战政府,“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接任左拾遗后,决心忠于职守,促进中兴大业的完成。他积极推荐人才,使“识度清远”的岑参能够为朝廷所用。为救宰相房 罢相,他仗义执言,触怒了肃宗,多亏张镐营救,才免于刑狱,但为肃宗墨制放还 州,变相贬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现他忠公谋国的优良品质。

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考验了诗人;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多艰,教育了诗人。杜甫拿起了现实主义的诗笔,把“安史之乱”前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心的感受、对时局的看法等都写入了他诗章。诸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悲陈陶》《述怀》《丽人行》《兵车行》等。在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诗人对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笔声讨;对酿成“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谴责他们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笔锋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贵戚、奸相、宦官、将帅,乃至贪官、暴吏,等等。正是这些“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攀龙附凤势莫挡,天下尽化为侯王”的奸佞小人们,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破败不堪。诗人亲眼看到了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亲身经历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诗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问题:“彤庭所分帛,本处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子实不得吃,货讪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破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残酷的压榨,使农民濒临绝境,对此诗人赋予极大的同情:“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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