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白居易为之“倾倒”的爱哭男人
唐衢：一位让白居易为之“倾倒”的爱哭男人
性格耿直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轻信于人的人，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个人是白居易最相信最推崇的。这个人自唐代至今在中国文坛走红千年，被历代的文人墨客重笔讴歌，有时甚至还要流下几滴感动的泪水。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到底靠什么硬功夫让白居易为之倾倒？
这个人叫唐衢，河南荥阳人。贞元十七年（801年），白居易游玩时于滑州李翱家和他不期而遇。从白居易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仅一面之交，其后则是书信来往。在这次仅有的见面中，白居易感觉相见恨晚，两个人同宿谈论了一夜，第二天喝过酒，唐衢又骑马送白居易远去，等到告别时，天色已黑。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相聚。不过，在李翱家的这次会面给白居易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自此他对唐衢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敬重和崇拜的心情溢于言表。
唐代的诗坛有赠与之风，关系不错的，写首诗寄去，表达友谊之情，这在唐代是常见的事。白居易担任左拾遗时，曾写过一首《寄唐生》，赠与唐衢。这首诗中有“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之句。这里“君之徒”的“君”指的就是唐生（唐衢）。此处白居易竟直白地在唐衢面前屈身称徒弟，可以想象，这首诗在当时带来了多么大的震动，给后人会留下了多么猛烈的冲击。
屈身称徒只是一个开端，白居易第二次高调提到唐衢是在《与元九书》中，这是白居易被贬浔阳后写给好友元稹的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能理解和读懂白居易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两三个人，有高兴死的邓鲂，哭死的唐衢，另外还有元稹。可见，白居易的知心朋友并不多，而唐衢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评价其分量是何其重。
唐衢：一位让白居易为之“倾倒”的爱哭男人
性格耿直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轻信于人的人，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个人是白居易最相信最推崇的。这个人自唐代至今在中国文坛走红千年，被历代的文人墨客重笔讴歌，有时甚至还要流下几滴感动的泪水。这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到底靠什么硬功夫让白居易为之倾倒？
这个人叫唐衢，河南荥阳人。贞元十七年（801年），白居易游玩时于滑州李翱家和他不期而遇。从白居易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仅一面之交，其后则是书信来往。在这次仅有的见面中，白居易感觉相见恨晚，两个人同宿谈论了一夜，第二天喝过酒，唐衢又骑马送白居易远去，等到告别时，天色已黑。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相聚。不过，在李翱家的这次会面给白居易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自此他对唐衢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敬重和崇拜的心情溢于言表。
唐代的诗坛有赠与之风，关系不错的，写首诗寄去，表达友谊之情，这在唐代是常见的事。白居易担任左拾遗时，曾写过一首《寄唐生》，赠与唐衢。这首诗中有“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之句。这里“君之徒”的“君”指的就是唐生（唐衢）。此处白居易竟直白地在唐衢面前屈身称徒弟，可以想象，这首诗在当时带来了多么大的震动，给后人会留下了多么猛烈的冲击。
屈身称徒只是一个开端，白居易第二次高调提到唐衢是在《与元九书》中，这是白居易被贬浔阳后写给好友元稹的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能理解和读懂白居易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两三个人，有高兴死的邓鲂，哭死的唐衢，另外还有元稹。可见，白居易的知心朋友并不多，而唐衢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评价其分量是何其重。
推崇的高潮源于唐衢之死，白居易为这个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一口气写了两首诗表达追思，其情之切、意之浓蕴含诗的行间。在《伤唐衢之一》中，白居易写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伤心事，不为长叹息。忽闻唐衢死，不觉动颜色。”可见，白居易算是一个城府较深的人，平时的喜怒哀乐很少显露出来，可听到唐衢去世的消息后，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之情，这情已不仅是友谊，更很有些崇拜的味道了。在《伤唐衢之二》中白居易写道，他担任谏官时作的诗文“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只有唐衢一个人才能读懂其中的深刻内涵，唐衢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
白居易的“三部曲”证明，唐衢这个人在白居易的心目中的确占有特殊的位置。那么，唐衢究竟有什么真功夫值得白居易刮目相看呢？依常规眼光看，这位高人其实并不算高。他一生没有官禄，没有地位，50多岁时，依然衣食无着。他的诗作水平在诗歌横流的大唐，三流也算不上，据说他作诗千首，可没有一首流传后世。按照白居易的说法，唐衢写的诗都因散落民间而遗失。这样的说法似乎不能服人，因为唐代草根型诗人的作品中能万古流芳的并不鲜见。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位高人的水平有问题。
不过，说他高，是因为唐衢有一手超凡脱俗的绝活儿，就是中国男人最鄙视的哭鼻子。《国史补》这样描述唐衢：“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哭，并不是男人的特长，但唐衢能哭得伤心，哭得动容，哭得周围的人六神无主，这的确是个硬功夫。不过，从“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看，很多人是非常讨厌这个爱哭男的。别人讨厌的人，白居易如此欣赏，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其实，白居易欣赏唐衢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讽喻诗为武器，针砭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揭了一些人的伤疤，刺痛了一些人的心灵。这一点白居易是心知肚明的，正如他在《与元九书》所说的：“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此看来，当时白居易的创作环境是十分尴尬的，他不但忍受着外人的白眼，有时甚至会遭到讥讽和谩骂。
试想，白居易遇到的这种社会现实，与唐衢哭泣时的“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又有什么不同呢？同是不被别人理解，同是被人侮辱，同是遭到别人的耻笑和憎恶，白居易每每伤心时，自然会想起这个爱哭的同命人，他要借用热捧唐衢之哭来宣告自己的正义。
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欣赏的不是王公贵族，也不是诗坛大腕，而是一个无地位、无依靠、不被人重视的草根文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在白居易的心目中，唐衢作为一个草根，不顾世俗的冷嘲热讽，爱我所爱，哭我所哭，这种孤标傲世、远离流俗的傲岸精神正击中了白居易的最软处。不管别人怎么看，白居易认为，唐衢“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这种哭不是无聊的哭，而是忠与义的抒发，这种哭，比诗句更美丽，比唱歌更动人。唐衢死后，白居易的情感闸门再也关不住了，他要以哭还哭，以泪还泪，终于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白居易这么带头一吹捧，韩愈便坐不住了，他在《赠唐衢》中写道：“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白居易、韩愈共同吹捧，贾岛也坐不住了，元和五年（810年）他在游嵩岳途经唐衢墓时，也赶紧写了一首悼念诗：“京索先生三尺坟，秋风漠漠吐寒云。从来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通过这几个诗人的扎堆炒作，一个“哭神”应运而生。
唐衢作为一介草民，身后没留一首诗，本该名不见经传，但后来的诗人、史官们顺着白居易指引的方向往他的“善哭”上一聚焦，一个光彩夺目的为正义而哭的高大形象跃然而出。《唐书》、《唐才子传》、《太平广记》以及历代的诗作，都把唐衢之哭刻画得楚楚动人，引发后人的无限推崇。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唐衢在官场上一事无成，在诗坛上毫无建树，没想到在白居易的亲自热捧下竟然一哭成名，他在九泉之下，应该感谢乐天先生了。
“木兰”究竟姓什么？
“木兰”其人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在这首长达300多字的叙事诗中，生动地描绘出少女木兰替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而归的传奇故事，也成功地塑造了“木兰”忠孝双全、机智勇敢、不慕荣利的巾帼英雄形象。
我们现在说的“木兰”，通常是指“花木兰”，即木兰姓“花”。然而，《木兰诗》里对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并没有特意说明，只是用“木兰”二字做了最简单不过的描述。其中，关于人物的姓名、出生、籍贯、家世等信息都未曾提及。《木兰诗》里的“木兰”二字到底指的是姓木名兰，或是名字叫木兰，还是其他什么称谓呢？而根据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中，最早收录《木兰诗》的南朝陈代僧人智匠《古今乐录》里“木兰不知名”的记载来看，民歌中最初传唱的“木兰”，不过是个笼统的称呼罢了。既然连最初的材料都不曾交代清楚“木兰”的真实身份，那么，后世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是从何而来的？“木兰”究竟姓什么呢？
千百年来，木兰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源于对木兰的深切爱戴，历朝历代或赋诗吟咏、或撰文立传、或作史实考证来赞美木兰，文人墨客在《木兰诗》的基础上，对原有人物和情节不断地进行润色、加工和改造，以至于在民歌本身流传的过程当中，也同时出现了许多近似《木兰诗》的“仿作”，这些不同版本之间的种种“差异”，也便形成了历代关于木兰姓氏的诸多争论，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木兰姓“花”，此说始于明代。明末文学家徐渭在杂剧《四声猿》第三折《雌木兰》中，第一次给木兰冠以“花”姓，戏中唱道：“妾身姓花，名木兰，祖上在西汉时，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亲名弧字桑之，平生好武能文……”作品中，徐渭不仅将木兰本人交代得一清二楚，连家庭成员的情况也介绍得非常详尽，父亲花弧，母亲姓袁，“当户理红妆”的阿姊称为花木莲，“磨刀霍霍向猪羊”的小弟则叫花雄。由于史料上缺乏相应的佐证，“花”姓木兰显然是徐渭“改编”而来的。给木兰取“花”姓，为的是突出戏剧中木兰女性美的艺术效果，这一观点在清代《曲海总目提要·雌木兰》中得到了证实：“木兰事虽详载古乐府。按明有韩贞女事，与木兰相类，渭盖因此而作也。木兰不知名，记内所称姓花名弧及嫁王郎事，皆系渭撰出。”
明清以后，经过几百年的艺术再创作，“花木兰”的艺术形象日臻完美。迄今为止，上演过木兰戏的剧种有京剧、越剧、粤剧、昆曲、秦腔、平剧、川剧等20多种，特别是豫剧大师常香玉《花木兰》的全国巡演，“花木兰”在民间的影响更加深远，“花木兰”这个称谓在人们心中也逐渐“固定”下来。
再说“朱”姓木兰。唐白居易在《戏题木兰花》中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杜牧也写有《题木兰庙》一诗：“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推上祝明妃。”这说明木兰的故事在唐代已经脍炙人口了。杜诗里的木兰庙在今湖北武汉黄陂区木兰山上，山上至今还有木兰祠、木兰墓和将军坊等遗址。据《黄陂县志》记载：“唐贞观年间，山北双龙镇千户长朱异得一女，十八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英勇征战十二载……封为将军，她不受朝禄，回归故里，终年九十，葬于木兰山北。”明代焦绂在《焦氏笔乘》中也说：“木兰，朱氏女子，代父从征。今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木兰县。有木兰山、将军冢、忠烈庙，足以补《乐府题解》之缺。”根据上述史料，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木兰应姓“朱”。
“魏”姓木兰之说则源于碑刻记载，在河南虞城县营廓镇内，现存有记录木兰生平故事的古碑刻两通。一通为元代《孝烈将军祠像辩证记》碑，碑文详细记载了木兰的身世和历代修祠情况，此碑立于元宁宗时期（约公元1332年前后），经鉴定确属元代石刻真品，这也是目前发现记载木兰事迹的最早碑刻；另一通为清代《孝烈将军祠辩误正名记》碑，立于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碑文上言：“营廓镇北二里许孝烈将军祠，乃隋末魏氏女，讳木兰，未字真人，闺阁奇英者也……”上世纪90年代，虞城县开始举办中国木兰文化节，与会专家在分析了《木兰诗》和现存碑刻后认为，木兰应姓“魏”，故乡在河南虞城。
此外，还有“韩”姓木兰、四川阆中人，复姓“木兰”、鲜卑族人等说法。“木兰”究竟姓什么呢？查阅最具权威性的《辞海·词语分册》，其解释为：“木兰姓氏或作花，或作朱，也作木，均无确证。”也就是说，木兰具体姓啥，至少在今天仍然还是个未解之“谜”。的确，《木兰诗》作为一首口口相传的民歌，本身就是在无数民间艺人相互传唱、改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原始档案”尚不清晰、又缺乏正史记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考证出“木兰”真实的身份呢？仅凭一些地方县志或碑刻记载，便一口咬定木兰姓甚名谁、家乡何处，看似是为木兰找到了“身份证”，却不免陷入了附会和争抢名人的怪圈当中。有鉴于此，既然“花木兰”这个名字已经为大众所接受，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巾帼英雄的形象代言人，那么，木兰还是姓“花”的好。
白堤和苏堤的真实来历：白堤与白居易没关系
凡到过杭州西湖者，大约极少有人是不曾徒步走过“白堤”“苏堤”这两条著名长堤的；凡徒步走过这两条长堤者，大约极少有人不知道它们的得名之由是：分别由唐宋两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在担任杭州地方长官时主持修筑的。
其实，细究两堤来历，上述知识并不准确。
位于西湖北边，东起“断桥残雪”，经“锦带桥”，西至“平湖秋月”，这一条连接杭州市区跟西湖风景区的著名堤岸，通常被称为“白堤”。人们都说，这是因为，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修筑了这一条堤岸。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白居易在做杭州刺史期间，的确曾经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不是这一条。它位于旧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曾经被称为“白公堤”。但是，那一条堤岸由于城市地理的变迁，今天已经无迹可寻了。现在这一条“白堤”，并非“白公堤”的简称，而是“白沙堤”的缩略。“白沙堤”是唐朝时的名字，同时它还被叫做“沙堤”；到了宋代，又有“孤山路”、“十锦塘”等名称。“白沙堤”虽然也修筑于唐代，当初是为了储蓄湖水用于农业灌溉，但是时间显然早于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从白居易一首诗《钱唐湖春游》（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看，他在杭州西湖的活动，主要范围似乎是孤山以西，今天曲院风荷一带。白沙堤并非如今天这般游人如织，而是相对比较荒凉的地方。不然，白居易也无法在那里骑马驰骋。总之，“白堤”的修筑，跟白居易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相比之下，位于西湖西侧、南北贯穿西湖的苏堤，为苏轼所建筑，则于史有证。《元史》记载，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任杭州刺史时，曾疏浚西湖，并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苏东坡主持修筑的堤岸，大约是日后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这一条堤岸的雏形。虽说是雏形，但是，构成这一条堤岸最著名的六条桥，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都已经有了。据说，这些名字都出自苏东坡的锦心绣口。苏东坡本人的诗歌中，有关于修筑这条堤岸的清楚记载：“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轼在颍州》）南宋开始，苏东坡主持修建的这一条堤岸，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名曰“苏堤春晓”。不过，可以肯定，今天游人所见的苏堤，早已不复苏东坡修筑的原样，一定经过了无数次的增补修葺，整饬路面，植树造林。比如，在里西湖修筑了“杨公堤”的明代弘治年间杭州知州杨孟瑛，就曾经将部分疏浚西湖的淤泥用于补益“苏堤”。也就是说，今日“苏堤”之美，并非成就于苏东坡一人之手。
“牛鬼蛇神”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李贺诗序》：“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幻荒诞也。”李贺是唐代著名诗人，虽只活了２７岁，却才华横溢，诗名闻天下。他的诗别具一格，常写神仙鬼怪形象，以描绘精灵鬼魅著称于世，号称“鬼才”。杜牧给李贺诗集作序，为了形象地说明李贺诗的这一特色，便用“牛鬼蛇神”作比较，指出即使是长着牛头的鬼和有着蛇身的神，也比不上李贺描绘的境界虚幻荒诞。
在我国古代，牛和蛇在人们心中一向地位很高。牛象征勤劳坚韧的精神，蛇则是华夏民族早期崇拜的图腾标志，后来则号之为“小龙”或“地龙”。牛头之鬼和蛇身之神，都是正面形象，人们是把它们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不少部族领袖和英雄人物，如伏羲、女娲、大禹等，都被人们描述成牛首人身或人首蛇身的形象，加以颂扬。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由此看来，在我国古代，坏人还没有资格被喻称为“牛鬼蛇神”哩。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把“牛鬼蛇神”当作美好的形象，这个词语也随之演变成贬义词了。
李白身世存疑：是皇室同宗还是西域胡人？
唐朝三位“李”姓大诗人中，李贺可以肯定为皇室后裔，李商隐似乎也与皇室沾亲带故，那么李白与皇室有没有关系呢？李白自己认为与李唐王室关系很密切。在与李唐王室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交往时，诗人经常理直气壮地称他们为族叔、族兄、族弟、族侄等等。李白曾经给唐太宗的曾孙吴王李祗写过三首诗，名为《寄上吴王三首》，毫无愧祚地自称“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意思是他也是老李家这颗大树上的枝杈，与那些金枝玉叶是同气连枝。据说吴王并没有异议，默认了他为同宗。那么，李白如何与李唐王室叙谱连宗的呢？
虽然在史学上贡献巨大，但元好问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诗词造诣，甚至在临终之时，他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刻7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元好问的诗词理论功底相当深厚，28岁时，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评论集《诗论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
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说：“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
这些诗都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的痛苦、内心的忧患浸透于他的诗歌之中，具有史诗般的意味。例如，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元好问描绘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这些文字，笔笔浸血，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
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卒于获鹿（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寓舍，享年68岁。清代学者赵翼有一首《题遗山诗》，概括了元好问的一生：“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幸的时代，却成就了元好问，沧桑落尽，诗匠乃成。
大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被捕入浔阳狱，八、九月间，经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的营救出狱，十月左右病卧于宿松山。此时，正逢宰相张镐率军东征睢阳(在今河南境内)，平定安史叛军，李白就写了《赠张相镐》诗二首给他。在第二首中，李白叙述了自己祖先的功业: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富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
诗人自称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认定自己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二十五代孙。当年李广全身心投入抗击匈奴的事业中，身经大小七十余次战斗，气概象秋风一样劲壮，其谋略为人惊叹，其功绩为人景仰，可是由于意外的挫折没有能够得到封侯，让后人无不痛惜。他英武的气概与壮越的情怀留传给了他的子孙，直至百代之后还旺盛地保持着。诗人自豪地说他自己就是李广的后裔之一。无独有偶，李唐王室也认为他们是李广的后裔。当年飞将军李广的后代有一支定居陇西成纪，这也就是唐代郡望中赫赫有名的陇西李氏。李白与李唐王室不约而同地宣称是陇西李氏，这样看来，李白与李唐王室关系确实相当密切了。
不过，今天许多专家指出，唐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诚实。当时望族势力强大，地位崇高，许多人都喜欢冒充著姓，什么清河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铺天盖地，甚至李唐王室都有假冒陇西李氏的嫌疑，来历颇为不明。李唐王室利用手中的职权，使自己的血统合法化了，但李白这一族却未能跻身其中。
李白一族号称李广十六世孙李暠之后，天宝元年，唐玄宗下诏让李暠后裔中的绛郡、姑蔵、敦煌、武阳四支编入宗正寺，正式认可他们为金枝玉叶，但李白家一族却没有通过审核，被排除在外。后来不少细心的专家如郭沫若等发现李白在与皇室宗亲交往时，称呼颇为混乱，经常与人家谱牒中的排行不合。有人就私下里揣摩:当年李白一家从西域回来时，为了站稳脚跟，抵御当地人歧视的眼光，就假冒是李暠之后。
李白一家是否假冒陇西李氏，还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察。不过，他们来自西域的说法，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据有关碑铭记载，李白的父亲名为李客。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名字呢？陈寅恪先生解释说，那是因为李白的父亲是西域人，西域人的名字与华夏不同，所以称他为“胡客”，也就是外乡人的意思，“客”并非他父亲的本名。李白本来出生于碎叶，即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大约五岁左右，李白的父亲牵着他从河西走廊来到陇南，然后沿岷江而下，最后驻足在绵州昌隆，即今天的四川江油。既然从西域迁过来，在财产丰饶的前提下，为什么不到通都大衢去居住呢？俞平伯先生又告诉我们，李白的父亲是因避难或避仇或避官司等难以名言的原因躲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州，所以行为很低调。
从隐姓埋名的角度来看，李白的父亲做得很成功。即使他培养了这样一个流光四溢的天才儿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不引人瞩目，但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绞尽脑汁也无法挖掘出半点关于李客的信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介绍李白的身世时说，李白一家在神龙初年逃到四川，“复指李树而伯阳”。所谓“复指李树”，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含混，可能意味着李白一家在西域已经不用“李”姓，回到四川后才回复本姓；也可能暗示李白一家本来与“李”姓毫无关联，正如老子李耳一样，很偶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姓氏。葛洪《神仙传》记载:老子的母亲在李树旁生下了他。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李树说要“以此为姓”。倘若是后者，那么李白一族就与皇室没有任何牵连了。
“青莲居士”的称号，据说也体现了李白对西域若明若暗的情愫。明代大才子杨慎在《丹铅续录》中信口说:“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其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是也。”后人大抵也这样理解。但世上还是很多认真仔细之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杨天惠出任彰明县令，亲自到李白故居调查，发现当地名为清廉乡，此“清廉”非彼“青莲”。在李白研究领域曾经最居权威的学识渊博的王琦，则解释说，“青莲”语出自西竺，梵语称作优钵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李太白的自号可能源于此意。这就是说，“青莲居士”的称号确实寄寓了诗人的思乡之情，但诗人思念的可能不是五岁后的那个家乡，而是出生之地西域——西竺之地，它在古人眼中也属于西域。
又有专家指出，李白之所以对西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是因为他有着胡人血统，有着胡人的身体特征。胡怀琛先生曾经详细调查了李白的国籍，最后对李白的相貌提出了质疑。李白的超级追随者魏颢，原名魏万，又曾改名为魏炎，一心希望目睹李太白的风采，历经千辛万苦，跑遍大江南北，终于在广陵撵上了李白。他看到的李白是什么样子呢？在《李翰林集序》中，他描写到:“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头大目深，似乎与古书中所说的什么“碧眼胡僧”的样子差不多。胡怀琛先生得出结论说，这或许说明李白的母亲竟不是中原地方的人。
专家们还说，岂止李白的母亲，甚至李白一家的人名字都指向了西域。李白有位妹妹名叫月圆，日出与东，月生于西。李白的父亲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告诉我们她的来历，李白不是也说:“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李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伯禽，小名为明月奴。“明月奴”，按照今天说法，就是“西方来的小家伙”。至于大名“伯禽”，原是周公旦的长子，本名为“鲤”，与“李”谐音。而李子原产西方，正如南朝大诗人沈约《咏李诗》所云:“青玉冠西海，碧石弥外区，化为中国实，其下路成衢。”
专家们辛勤考证的成果我们固然不能轻易否定，但也不能轻易引申，把天下所有“李”姓或名为“明月”的人都当作“西方人”，更不能同意他们把李白咏月的诗歌都当作对故土的怀念，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乃至“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有著名学者说:“联系李白一家的经历，再来考察这首诗的情绪，应该认为李白之咏月具有比喻意义，……原来都寄寓对远西出生之地的怀念。”这种理解，还是不应该更好。
原文载于《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作者:闵泽平，出版社:崇文书局
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动人心魄的发问，至今令多少人难忘。写下这优美诗句的，就是金末元初时的大诗人元好问。不过与“风流才子多春思”不同，写下如此动人诗句的元好问，却没有一件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传世。他一生恋爱的对象就是诗词、史学。虽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乱世，他却深怀强烈的使命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一代宗匠”。
迈不过科举的门槛
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后裔，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时，改姓元。元好问的先祖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诗人元结。他的父亲元德明同样诗才过人，可惜屡试不中，心灰意冷之下便寄情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元好问在7个月大时，就被过继给了叔父元格。
4岁时，元好问开始读书，7岁时就能写诗了。太原名家王汤臣见过他之后，惊呼为神童。14岁时，元好问拜陵川大儒郝天挺为师。拜师第二年，他曾在陵川西溪参加一个宴会，即席赋五言诗，引起轰动，有人描述说“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将他与东晋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对弟弟在五言诗方面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写诗道：“莺藏深树只闻声，不著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16岁的元好问赴并州（今山西太原）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他遇到一个捕雁者。捕雁者说他设网捕得一只大雁，杀死了它，另一只脱网而逃，但它见同伴死去，并不飞走，而是在上空盘旋悲鸣，后来竟然投地而死。元好问为之感动，便买下这两只雁，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称为“雁丘”，并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词，《摸鱼儿·雁丘词》（又作《迈陂塘·雁丘词》），其中写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墓碑上只刻7个字
金朝的覆亡、元朝的建立已不可阻挡，元好问不是只忠于一家一姓的古板儒生，他最关心的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感慨道：“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为此，他决定为后世留存一部金朝的历史。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就向丞相建议，用小字抄录一遍国史，以便危急时刻让一匹马就可以带走。丞相认为主意倒是不错，可城外战马嘶鸣，哪有功夫干这个事。
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时，便开始着手记录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回忆前辈及友人的诗作，想到了就立马写下来；另一方面为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人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那种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在诗里写道：“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杀人！”当然，回家还有更伟大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方。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他都认真采集。听到的一点一滴，他都用小纸条记录下来，多达100多万字。
在付出了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元好问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数部鸿篇巨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首，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后来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金史》，元好问的这些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金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比较精良的，元好问功不可没。
18岁时，元好问娶了张氏为妻。妻子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温柔贤惠。他虽然喜欢饮酒赋诗，却从不光顾秦楼楚馆，婚后没有闹出任何绯闻和八卦。
元好问的才情没的说，但却无法迈过科举的门槛，第一次应试，他铩羽而归。老师郝天挺安慰他说：“我正好不想让你去当举子呢，区区一个考试，不足道也。”这位老先生素来主张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的落第也不奇怪。20岁时，元好问写下了《箕山》《琴台》等诗，当时的文坛盟主、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后极为欣赏，夸赞说“少陵（杜甫，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名震一时，被称为“元才子”。
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被任命为河南镇平县令，一年后转任内乡县令。在他的倡导下，原来由于天灾兵祸而田园凋敝的内乡，逐渐呈现出田园葱绿、农事繁荣的景象。后来他又出任南阳县令，时值大旱，他极力上书，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被评价为“善政尤著”。
只可惜，当时金朝日渐衰落，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在新旧交替之时，人的选择分外艰难和痛苦，元好问也做了一些让人非议之事。
第一件事便是“崔立碑事件”。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修改。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驳，说他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平铺直叙，敷衍成文，并没有为叛贼崔立大唱赞歌。
第二个争议事件，是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开列了王若虚、杨奂等54名金朝儒士，请他酌加任用。这一举动的确惊世骇俗，各种责难迎面而来。
其实，向新朝廷举荐人才并不能说明元好问人格有问题。他曾立下志向，金亡后绝不出仕。但在元好问看来，人才难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护。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他们在传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
白朴的父亲白华，与元好问是结拜兄弟。蒙古人攻入汴京时，年仅8岁的白朴与父母失散，危难之时，元好问收养了白朴姐弟。只是，元好问也是亡国之臣，被押赴山东，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姐弟犹如亲生，不离不弃。北上的路上，白朴感染伤寒，昏迷不醒，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或许是上天保佑，第六天时，小白朴竟然在元好问的臂弯中出汗而愈。元好问惊喜不已，每天教他读书，悉心培养。白朴12岁时，元好问才将他们姐弟送归到白华身边，白华感激不已，写诗谢道：“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此后，元好问每去白家，都要指导白朴治学门径，还写诗勉励他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可以说，白朴的艺术成就中，有元好问巨大的心血。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63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给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元好问乘机提出免除儒户的兵赋等建议，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
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所提要求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真实动机：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好问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以儒治国”。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曾经，在亡国后，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间，他看到忽必烈能够让百姓安定地生活，并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从内心也感到钦佩。他在诗中说：“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