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抗元与文安之的抗清

引导语：文天祥是爱国的抗战英雄，下面是关于文天祥的抗元与文安之的抗清的故事，我们通过下文来回忆与了解历史。

文天祥的抗元

在我国百家姓中，古代均有本姓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文氏而言，声名卓著的莫过于越国大夫文种、北宋大臣文彦博、南宋大臣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这些人了。尤其是文天祥，官居宰相位，既是文学家，又是民族英雄，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及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的浩然正气，更是家喻户晓，万古流芳。笔者姓文，少时就听老辈云乃文天祥后裔，虽说引以为荣，却也不以为然。近来觅得二部旧文氏宗谱，竟意外发现本门与文天祥实乃“五百年前是一家”，而且有资佐证本门另一杰出人物文安之，与文天祥有着一脉相承的浩然正气。

文天祥是为人所熟知的，而文安之却鲜为人知。究其实，文安之与文天祥一样，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中，《宋史》有文天祥传，《明史》有文安之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等书籍中，文天祥和文安之也都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文安之的生平事迹记载得简略些，相对逊色罢了。然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高科及第，仕途为官，清正廉明，爱国忠君;又都适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一个抗清，尽节勤王，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大有为的民族气节;结果都无力回天，壮志难酬，报恨而终，唯留一片丹心照汗青(古代用竹简写成的历史书)。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自大唐天下破亡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中国基本上处于几个政权并存的分裂割据局面。各国争霸求统，中原逐鹿，正所谓“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最后是北方的蒙古族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皇朝。这其间，不知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多姿多彩的仁人志士。文天祥就是用生命为南宋的历史谱写了最后的光彩一页。

引导语：文天祥是爱国的抗战英雄，下面是关于文天祥的抗元与文安之的抗清的故事，我们通过下文来回忆与了解历史。

文天祥的抗元

在我国百家姓中，古代均有本姓的杰出代表人物。就文氏而言，声名卓著的莫过于越国大夫文种、北宋大臣文彦博、南宋大臣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这些人了。尤其是文天祥，官居宰相位，既是文学家，又是民族英雄，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及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的浩然正气，更是家喻户晓，万古流芳。笔者姓文，少时就听老辈云乃文天祥后裔，虽说引以为荣，却也不以为然。近来觅得二部旧文氏宗谱，竟意外发现本门与文天祥实乃“五百年前是一家”，而且有资佐证本门另一杰出人物文安之，与文天祥有着一脉相承的浩然正气。

文天祥是为人所熟知的，而文安之却鲜为人知。究其实，文安之与文天祥一样，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中，《宋史》有文天祥传，《明史》有文安之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等书籍中，文天祥和文安之也都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文安之的生平事迹记载得简略些，相对逊色罢了。然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高科及第，仕途为官，清正廉明，爱国忠君;又都适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一个抗清，尽节勤王，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大有为的民族气节;结果都无力回天，壮志难酬，报恨而终，唯留一片丹心照汗青(古代用竹简写成的历史书)。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自大唐天下破亡后，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中国基本上处于几个政权并存的分裂割据局面。各国争霸求统，中原逐鹿，正所谓“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最后是北方的蒙古族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皇朝。这其间，不知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多姿多彩的仁人志士。文天祥就是用生命为南宋的历史谱写了最后的光彩一页。

文安之故乡夷陵区鸦鹊岭镇文畈村

正是因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人坚持抗元，因而元朝统治者十分仇视南人，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时，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南人政治地位最低下，由此足见一斑。这种不平等的分级自然造成了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而尖锐的民族矛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最后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取代。而明朝呢?虽说是“大汉”一统，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到得明末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农民起义就又爆发了。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从而也导致了清军入关，自此，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从偏居东北的小朝廷，一举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帝国。

北京失陷和崇祯皇帝自杀后，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时成了政治中心。不久，这里的文武百官就拥立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做了皇帝(弘光帝)。但这个政权维持不到一年就瓦解了。此后，南方各地又出现了江浙地区的鲁王政权、福建地区的唐王政权和云贵地区的桂王政权等。历史上把这些政权统称为“南明”。南明在汉族人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但都抵挡不住清军，最终相继灭亡。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朝代变更、新陈代谢的非常时期，自然涌现出了不少风云人物。文安之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文安之任宰相时所铸永历通宝背壹分钱币

文安之(1592~1659)，南明大臣，字汝止，号铁庵，湖广夷陵州(今湖北宜昌县)人，天启进士。天启崇祯间曾任司业、祭酒等官，后为权臣所劾力，家居多年。南明弘光帝、隆武帝下令起用(摘自《辞海》)。

据《文氏谱略》记载，文安之“系出庐陵信国公(即文天祥)后，以儒显”，其“江西始祖”名唤文显。文氏宗谱附有二对联：“信国家声远，潞公事业长”，“家声曾继文山后，事业还期越相时”。文氏迁至夷陵，大约是“改土归流”，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江西填湖北”的缘故吧!文安之这一支人子孙繁衍，世代相承，在当地也算望族了，至今所在处谓之文家畈。安之少颖悟，负大志，美容仪，同郡太史雷何思见而奇之道：“吾乡又出一汗血驹也。”年十四，由乡校屡试冠诸生。天启元年乡举亚元，次年(1622年)会试第十四名，初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掌修国史)等职。那时，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朝纲败坏，朝廷正直干练的大臣们，被阉党侮辱、排挤、诬陷、逮捕，一个个丢官、罢职、削籍以至冤死。文安之高风劲节，与人不设城府，既一事无成，也落得个一路乞讨着回家。

崇祯皇帝继位后，文安之复召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掌儒学训导之政，次于祭酒)，后任祭酒，但又被权臣薛国观所拘，削职归里。此后虽有举荐者，然未及见召，京师已陷。这时的文安之已年逾半百了。

闲居故里期间，文安之写下了不少诗篇，著有《铁庵稿略园集》。他的《龙泉晓发》、《咸池采石歌》等，讴歌了夷陵人民的勤劳朴素，也表达了对故里亲友的思念之情。而在《山居漫兴》四首诗中，又九曲回肠地抒情道：“改得道人情至处，不堪涕泪向关河”，“十一年来未解兵，那堪云暮望孤城”、“闲门深巷芙蓉老，寂寞长枫无限情”。

崇祯末年，张自忠的农民起义军占据夷陵，文安之携家溯流入蜀。清军入关时，他曾洒血起义。福王时起用他为詹事兼侍读学士，唐王复召他为礼部尚书，只因交通困难，均未前往。他素淡宦情，遭逢国变，本是绝意用世的，但见国势越来越危急，遂慨然思起扶之，乃展转于兵戈之中，号召于楚蜀滇黔之间。桂王称帝时，因瞿氏耜的举荐，文安之又被诰封为礼部尚书(国务大臣)兼东阁大学士，亦未到位。到得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六月，文安之才在梧州(今广西梧州)谒见了桂王，正式就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当时严起恒为首辅，文安之上任后，严起恒就自让而处其下。文安之临难受命，未及一月，朝纲法纪，整饬有方。在辅佐永历帝料理朝政时，他曾主持铸造了一种“永历通宝”孔方钱，至今尚散藏于民间。

桂林城破时，百官奔散，有人建议桂王乘船入海避难，文安之则极力主张赴南宁，桂王与两宫倚以为重，采纳了他的建议。当时的文安之，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文安之得势之时，自然免不了反对者、拆台者，不仅为人所忌，亦险遭不测。陈邦传就是一个持异己之心的人，曾劫持文安之，锋刃加其身。还有孙可望，他是张自忠的养子。张自忠败死后，他袭据川南，由贵州入云南，寻降桂王，后派人乞封秦王，文安之力主不可，孙可望恨之入骨，后遣刺客意欲加害。但文安之吉人自有天命，均得以幸免。

桂王奔南宁，清军日迫。虑及川中诸镇的兵力尚强，文安之自请前往督师勤王。桂王从之，于是加封文安之为勋柱国光绿大师(皇帝的高级顾问)、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督师(总司令)川秦燕晋楚豫诸处等军务，赐尚方剑便宜从事。同时，根据文安之的建议，桂王又对王光兴、郝永忠(即郝摇旗)、刘体仁(即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谭宏、谭诣、谭文等将领加官进爵，其敕印由文安之一并带去封赐。闻此消息，孙可望深恶痛绝。他有逆谋之心，上次讨封未遂，本就耿耿于怀，这次自然要横加干涉了。他遣兵守候在文安之的必经之道，在都匀(今贵州都匀市)截留了文安之，矫诏收了兵符，又追夺了王光兴诸将的敕印。一时军中传檄四方，人情不悦。孙可望本欲加害文安之，见此势头，未敢肆无忌惮，扣留数月后，便放了文安之，却又限令他只得在湖广一带。文安之无所归，复赴贵州，准备在安龙进见桂王，孙可望反坐其罪，又将文安之软禁起来。不久，孙可望见时机成熟，遂叛桂王自立，另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官，任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文安之不为所用，后脱身至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继续坚持抗清护明。夔东十三家是由农民起义军将领和残留在这里的明朝将领以及地方地主武装联合组成的，这是一支著名的抗清队伍，鼎盛时达数十万人。文安之依靠刘体仁、李赤心(即李自成之侄李锦)、高必正(即高一功)等将领，驱驰于巴江楚峡间，久窜于广东宾横南宁间，竭尽心力。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正月，桂王奔永昌(今云南保山)，气数如其斤文安之率领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十六营兵马，由水道袭击重庆。适逢川中旧将谭宏、谭诣和谭文发生内讧，文安之会同谭宏、谭诣杀掉谭文。可是诸将不服，竟欲讨伐谭宏、谭诣，谭宏、谭诣惧而降清，各路兵马由此散退，攻袭之事亦告败北。那时，桂王朱由榔已流亡到缅甸，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也算寿终正寝了。天乎命也，文安之忧国忧民，日不乐，夜难眠，食渐损，“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久郁郁而卒，享年六十七岁，葬于巴东平阳(有云秘密移葬于鹤峰容美)。

文安之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但他一片冰心，“上而效忠于君，下而流泽于民”，无愧为大明义士。当他接到“念夔巴数百里连营皆卿部曲，知中原几千万豪杰待卿鞭策……慰彼思汉人心，达我眷明天命”的诏书，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清扶明之中，虽相业未竟，然其大臣之度，浩然正气，则无愧于文天祥百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