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鉴赏
引导语：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原文赏析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学习与分享。
桂枝香·金陵怀古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归帆 一作：征帆)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译文
登上高楼凭栏极目，金陵的景象正是一派晚秋，天气刚刚开始索肃。千里奔流的长江澄沏得好像一条白练，青翠的山峰俊伟峭拔犹如一束束的箭簇。江上的小船张满了帆迅疾驶向夕阳里，岸旁迎着西风飘/拂的是抖擞的酒旗斜出直矗。彩色缤纷的画船出没在云烟稀淡，江中洲上的白鹭时而停歇时而飞起，这清丽的景色就是用最美的图画也难把它画足。
回想往昔，奢华淫逸的生活无休止地互相竞逐，感叹“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亡国悲恨接连相续。千古以来凭栏遥望，映入眼帘的景色就是如此，可不要感慨历史上的得失荣辱。六朝的风云变化全都消逝随着流水，只有那郊外的寒冷烟雾和衰萎的野草还凝聚着一片苍绿。直到如今的商女，还不知亡国的悲恨，时时放声歌唱《后庭》遗曲。
注释
登临送目：登山临水，举目望远。
故国：旧时的都城，指金陵。
千里澄江似练：形容长江像一匹长长的白绢。语出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澄江，清澈的长江。练，白色的绢。
如簇：这里指群峰好像丛聚在一起。簇，丛聚。
去棹(zhào)：往来的船只。棹，划船的一种工具，形似桨，也可引申为船。
星河鹭(lù)起：白鹭从水中沙洲上飞起。长江中有白鹭洲(在今南京水西门外)。星河，银河，这里指长江。
画图难足：用图画也难以完美地表现它。
豪华竞逐：(六朝的达官贵人)争着过豪华的生活。竞逐：竞相仿效追逐。
门外楼头：指南朝陈亡国惨剧。语出杜牧《台城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是隋朝开国大将，他已带兵来到金陵朱雀门(南门)外，陈后主尚与他的宠妃张丽华于结绮阁上寻欢作乐。
悲恨相续：指亡国悲剧连续发生。
凭高：登高。这是说作者登上高处远望。
漫嗟荣辱：空叹什么荣耀耻辱。这是作者的感叹。
六朝：指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它们都建都金陵。
商女：歌女。
《后庭》遗曲：指歌曲《玉树后庭花》，传为陈后主所作。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认为是亡国之音。
引导语：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原文赏析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学习与分享。
桂枝香·金陵怀古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归帆 一作：征帆)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译文
登上高楼凭栏极目，金陵的景象正是一派晚秋，天气刚刚开始索肃。千里奔流的长江澄沏得好像一条白练，青翠的山峰俊伟峭拔犹如一束束的箭簇。江上的小船张满了帆迅疾驶向夕阳里，岸旁迎着西风飘/拂的是抖擞的酒旗斜出直矗。彩色缤纷的画船出没在云烟稀淡，江中洲上的白鹭时而停歇时而飞起，这清丽的景色就是用最美的图画也难把它画足。
回想往昔，奢华淫逸的生活无休止地互相竞逐，感叹“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亡国悲恨接连相续。千古以来凭栏遥望，映入眼帘的景色就是如此，可不要感慨历史上的得失荣辱。六朝的风云变化全都消逝随着流水，只有那郊外的寒冷烟雾和衰萎的野草还凝聚着一片苍绿。直到如今的商女，还不知亡国的悲恨，时时放声歌唱《后庭》遗曲。
注释
登临送目：登山临水，举目望远。
故国：旧时的都城，指金陵。
千里澄江似练：形容长江像一匹长长的白绢。语出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澄江，清澈的长江。练，白色的绢。
如簇：这里指群峰好像丛聚在一起。簇，丛聚。
去棹(zhào)：往来的船只。棹，划船的一种工具，形似桨，也可引申为船。
星河鹭(lù)起：白鹭从水中沙洲上飞起。长江中有白鹭洲(在今南京水西门外)。星河，银河，这里指长江。
画图难足：用图画也难以完美地表现它。
豪华竞逐：(六朝的达官贵人)争着过豪华的生活。竞逐：竞相仿效追逐。
门外楼头：指南朝陈亡国惨剧。语出杜牧《台城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是隋朝开国大将，他已带兵来到金陵朱雀门(南门)外，陈后主尚与他的宠妃张丽华于结绮阁上寻欢作乐。
悲恨相续：指亡国悲剧连续发生。
凭高：登高。这是说作者登上高处远望。
漫嗟荣辱：空叹什么荣耀耻辱。这是作者的感叹。
六朝：指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它们都建都金陵。
商女：歌女。
《后庭》遗曲：指歌曲《玉树后庭花》，传为陈后主所作。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认为是亡国之音。
赏析
这是一首金陵怀古之词。上片写金陵之景，下片写怀古之情。一开头，用“登临送目”四字领起，表明以下所写为登高所见。映入眼帘的是晚秋季节特有的白练般清澈的江水和连锦不断翠绿的山峰。船帆飘动，酒旗迎风，云掩彩舟，白鹭腾空。这图画难述其美的江天景色使诗人极为赞赏也极为陶醉，同时也引起他深深的思考。换头之后写怀古：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帝王，争奇斗胜地穷奢极欲，演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亡国悲剧。千百年来，人们只是枉自嗟叹六朝的兴亡故事。但空叹兴亡，又有何益?诗人在这里表现了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和雄伟的气概。不仅批判了六朝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也批判了吊古者的空叹兴亡。六朝的往事都随水逝去，空余寒烟芳草。可悲的是，有些人如商女一般，不顾国家兴亡，还沉溺于享乐，吟唱着《后庭花》这样的亡国之曲。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反对“谩嗟”六朝兴废，在北宋这积贫积弱的现实面前，要汲取历史教训，从政治上进行改革，免致奢华靡费导致国力衰竭，重蹈六朝覆辙。
本词以壮丽的山河为背景，历述古今盛衰之感，立意高远，笔力峭劲，体气刚健，豪气逼人。多处化用前人诗句，不着痕迹，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底。
此词抒发金陵怀古人之情，为作者别创一格、非同凡响的杰作，大约写于作者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时。词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无聊之时移情自然风光的情怀。
全词开门见山，写作者南朝古都金陵胜地，于一个深秋的傍晚，临江揽胜，凭高吊古。他虽以登高望远为主题，却是以故国晚秋为眼目。“正”、“初”、“肃”三个字逐步将其主旨点醒。
以下两句，借六朝谢家名句“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之意，点化如同已出。即一个“似练”，一个“如簇”，形胜已赫然而出。然后专写江色，纵目一望，只见斜阳映照之下，数不清的帆风樯影，交错于闪闪江波之上。细看凝眸处，却又见西风紧处，那酒肆青旗高高挑起，因风飘拂。帆樯为广景，酒旗为细景，而词人之意以风物为导引，而以人事为着落。一个“背”字，一个“矗”字，用得极妙，把个江边景致写得栩栩如生，似有生命其中。
写景至此，全是白描，下面有所变化。“彩舟”、“星河”两句一联，顿增明丽之色。然而词拍已到上片歇处，故而笔亦就此敛住，以“画图难足”一句，抒赞美嗟赏之怀，颇有大家风范。“彩舟云淡”，写日落之江天：“星河鹭起”，状夕夜之洲渚。
下片另换一幅笔墨，感叹六朝皆以荒淫而相继亡覆的史实。写的是悲恨荣辱，空贻后人凭吊之资;往事无痕，唯见秋草凄碧，触目惊心而已。“门外楼头”，用杜牧《台城曲》句加以点染，亦简净有力。
词至结语，更为奇妙，词人写道：时至今日，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此处用典。“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唐贤小杜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句，词人复加运用，便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千古弥永。
历史评价
《宋史》评价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评价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时代历史环境中。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间，相关文章共发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制造舆论，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社会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又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国外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