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北宋文学家秦观
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
秦观，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人。他主要经历了神宗(1068—1085)、哲宗(1086—1100)两朝。这是王安石变法渐次失败、旧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又再次退出的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统治层的内部斗争也日益激烈。而且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骚扰边境，无力制止的宋王朝就以每年供给巨额岁币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困境，成为士大夫心中的重负，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所以宋人不像天马行空、气冲牛斗的唐人般洒脱浪漫，而是普遍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今天我们看宋朝文人的诗文，很容易感受到严谨、深沉的特征。面对时代的困境，宋人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兼容整合，向内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也因而更趋冷静、理性、脚踏实地，以平淡为美。这是少游生活的时代大背景，翻阅少游一生心血所结的《淮海集》，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同样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这样的时代困境。
根据秦观的生活历程，大致上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分期参考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前言)。
前期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其中有两度漫游(熙宁九年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汤泉，以及元丰二年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从游八月)、三次应举(分别在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家读书，有时也会参加轻微的田间劳动。高邮物产丰富，但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秦观曾表明他对农民起义是持反对态度的，元丰初年曾写策论《盗贼》等，向上献治民术，这显然与他的经历分不开。另外，因为当时的考试制度的关系，秦观在仁宗至和元年(1054)入小学，至熙宁四年有十六年的时间寒窗苦读，除了四书五经、佛老哲学及一些兵家书以外，主要是为诗赋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底子。又因熙宁四年以后科举改用经义、策论，少游出于“养亲”需要闭门却扫“与诸弟辈学时文应举”，所以元丰年间他更加留心时事、历史，他的策论也渐渐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苏轼及后之论者均赞誉有加。《淮海集》中策论的品质是相当高的。
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
秦观，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人。他主要经历了神宗(1068—1085)、哲宗(1086—1100)两朝。这是王安石变法渐次失败、旧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又再次退出的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统治层的内部斗争也日益激烈。而且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骚扰边境，无力制止的宋王朝就以每年供给巨额岁币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内忧外患的时代困境，成为士大夫心中的重负，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所以宋人不像天马行空、气冲牛斗的唐人般洒脱浪漫，而是普遍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今天我们看宋朝文人的诗文，很容易感受到严谨、深沉的特征。面对时代的困境，宋人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兼容整合，向内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完善自我的人格修养。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也因而更趋冷静、理性、脚踏实地，以平淡为美。这是少游生活的时代大背景，翻阅少游一生心血所结的《淮海集》，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同样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这样的时代困境。
根据秦观的生活历程，大致上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分期参考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前言)。
前期从熙宁二年(1069)作《浮山赋》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其中有两度漫游(熙宁九年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汤泉，以及元丰二年春搭乘苏轼调任湖州的便船南下，从游八月)、三次应举(分别在元丰元年、五年和八年)，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家读书，有时也会参加轻微的田间劳动。高邮物产丰富，但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秦观曾表明他对农民起义是持反对态度的，元丰初年曾写策论《盗贼》等，向上献治民术，这显然与他的经历分不开。另外，因为当时的考试制度的关系，秦观在仁宗至和元年(1054)入小学，至熙宁四年有十六年的时间寒窗苦读，除了四书五经、佛老哲学及一些兵家书以外，主要是为诗赋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底子。又因熙宁四年以后科举改用经义、策论，少游出于“养亲”需要闭门却扫“与诸弟辈学时文应举”，所以元丰年间他更加留心时事、历史，他的策论也渐渐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苏轼及后之论者均赞誉有加。《淮海集》中策论的品质是相当高的。
青年时期的秦观是理想高远、慷慨豪隽的。他曾对好友陈师道说：“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恰同学少年，他是意气风发的，然而每当他的个人理想在现实中受挫，他就会流露出悲观、苦闷的情绪：“人生忤意十八九，月得解颜能几度!”(《答朱广微》)“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偏
狭。”(《自警》)这固然是因为年轻气盛人生经验尚浅，所以心胸和眼界也不够豁达开阔。但是与苏轼相比，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是面对人生的疑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26岁便有如此充满智慧与哲思的见识。东坡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直到晚年也从未被诸事蹉跎、人生艰难而磨灭，反而是愈挫愈勇。但是其实即使在科场上有过两次失败，少游也没有放松学业。“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他是抱有大器晚成的信心的。而且在元丰五年第二次考试失败的时候，他积极自勉，针对自己以往“不勤”和“善忘”的缺点，极其勤奋认真的进行调整，取经传子史之文编成若干卷，朝夕讽诵。
值得一提的还有，元丰二年春少游赴会稽省亲，为时达半年多。时乌台诗案发，苏轼就逮。诗人赶回湖州打听消息沉痛的写道：“七年三过白蘋洲，长与诸豪载酒游。旧事欲寻无问处，雨荷风蓼不胜秋。”少游曾在熙宁五年初访孙莘老、熙宁七年访李公择以及元丰二年随东坡共三至湖州，前后七年。这首诗细细读来还是很有一番深沉感慨的味道的。这个时候少游三十出头，正是而立达不惑之年。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记游之作占多，是创作上的发韧期。
中期从元丰八年(1085)考中进士开始至绍圣元年(1094)止，经历整个元祐时期。
元丰八年少游登焦蹈榜进士第，除定海主簿，不久调蔡州主簿。至于他回京在职，经过元祐初年苏轼、曾肇等人的引荐，元祐三年秦观被召回京，但是未能授馆职。这个时候洛党、蜀党相互攻击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苏轼以病疾乞请到外郡任职，少游自然也是受到牵连，郁闷的引疾回到蔡州。元祐五年(1090)五月以后因范纯仁、蔡肇荐，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历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在京四年。少游曾两度遭到政治打击，分别在元祐三年和元祐六年七月，他并未直接发之于吟咏，只在某些诗篇中作了一些曲折的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篇章相当丰富，内容也较复杂，同前期模山范水之外加入了对政治的关心，是为创作的发展期。
在这段时期，少游虽然不得意，但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毕竟还能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仕途上还没有到绝望的境地，总是有希望在召唤着他。所以，作品虽然大都写得比较缠绵婉转，还保留着一种朝气和对生活的追求，语意“清新妩丽，鲍谢似之”。抒离别之情也只是一种淡烟流水般的哀思，是一种可以随时摆脱得了的愁苦。后人有讥评秦少游诗为“女郎诗”，固然是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少游诗风妩丽的特点，但在笔者看来更有一层暧昧的色彩，因为在理学儒教盛行的宋元以“女郎诗”讥之，很容易给人造成某些误解，尤其是给几百年后的读者来说。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诗训》中评论到“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谈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为词，寄慨身世，闲情有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无论是“严重高古”、“有古风”，还是词才词心之论，都说明少游贬谪时期的诗歌与前期相比确实是不同的。前期佳作读来是如饮醇醪，沁人心脾。而后期诗作中有的是回肠荡气的身世之慨。然而遗山“乞命于毡裘之君，假息于崩角之帅，而可以女郎少少游哉!”
这段时期少游刚刚步入仕途，元祐三年应制科(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有进策三十篇、论二十篇。这些政论文大都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其言明且清”“开阖见日星”(黄庭坚《晚泊长沙示秦楚度范元实》)，前人对其评价已是甚高，说是“至于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蕴;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少游的政论的确是写的相当活，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苏轼的指导下写就的，所以当然是不会差了。在新旧党的斗争中，少游也采取过折衷的态度，但是在对待国防问题上，少游甚至是不顾传统制度提出“材兼文武”者为将帅而各置边疆，可见其担当与勇气。少游政论文一般少有书生之空谈，可行性比较强。朱东润先生也曾言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不得不说我们后人读少游策论文章，也的确是非常畅快的，见得深、说得透。元祐八年也写了不少充满了鼓舞斗志、收复失地的热烈情感的诗歌，可以看到少游对于国事的关心，从他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能读到他的爱国情怀，这是不容否定的。
后期是从绍圣元年(1094)三月被放出京至元符三年(1100)八月卒于藤州。南宋岳珂曾亲见少游当时知某知州书简：“观虽已罢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烦深念也。兼已被省符令，在外听候指挥，吏议才毕，便还淮南待报。然亲老高年，时气向热，须官舟以济，辄欲从使府射一舟到高邮，幸望开允。”可知少游四五月天气炎热尚在贬途中。绍圣三年(1096)秦观削秩，以“不职罢”，送郴州编管。绍圣四年春徙横州。元符元年，少游又从横州被送往雷州编管(三次迁徙具体时间小有争议，笔者参考中华书局《秦观资料汇编》)。三年连徙三地，宋哲宗对元祐党人的惩治日益严酷，秦观由贬官削秩直至永不叙用。
可以说绍圣年间的贬谪，终于无情的把秦少游这片本就在秋风中颤栗的秋叶那最后的一点残阳都剥夺了去：一方面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有太多的时间与机会供其选择;另一方面也看够了仕途的风风雨雨，对自己的前景也完全失去了信心。绍圣三年徙郴州，“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心意之曲、情味之苦，此等情绪实在伤心，“不辨是血是泪”。少游本就生有一张繁复的心弦，说他性格里存在较软弱的方面也不为过。“可无霎时风雨”，抑扬百感，这个时候他对外面世界的温柔多情已经更深凝为一种莫名的恐惧了，是李后主“小楼昨夜又东风”，是辛稼轩“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个中滋味，读来让人实在不忍。
后期作品在继承和发展了一贯的淡雅清丽和凄凉酸楚的基础上，更是形成了一种秦观特有的高古豪放，如《海康书事十首》有：“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嵚岑。终日数椽间，但闻鸟遗音。鑪香入幽梦，海月明孤斟。鹪鹩一枝足，所恨非故林。”质朴而真挚。所谓“诗壮语易，苦语难”，少游晚年的自作挽词，最让人潸然泪下……正是这种凄凉和高古的交织，构成了秦观贬谪时期诗歌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奠定了其贬谪时期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后期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今存作品仅五十七首。一是放逐之中有使者承风望指严加监督，另一方面不断迁徙有作品也容易散失。然而，这段时期无论在抒情的深度或是艺术的技巧上，都达到了少游创作的成熟期。在北宋表现岭南生活的作家中，除了苏轼之外应推少游。
今天我们看李白会说他是“谪仙人”，因为他的天才似乎真的不来自人间，那种浪漫和狂荡是与这个尘世格格不入的。然而我们说苏轼为“坡仙”，更多的是敬仰他有天生的、一股天才式的聪慧，品性醇厚，试红尘炼心、而超脱于尘世间纷扰与污浊的那份气度与格局，是仙人才有的能耐。然而再看秦观，我们会说，好平凡。但是他平凡却不平庸，为什么?像惠洪说的“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我说少游钟情，所以他不平庸。品李白的人生，像是喝咖啡，浪漫绮逸，很容易就能够自作多情一番;赏东坡的人生，像是喝茶，最是一壶铁观音，厚大而沉重的叶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沉入壶底，卷曲的叶片舒展到最自然的状态，金黄的茶汤甘甜而清香，心性也容易变得明朗、澄澈。然而体味秦观的人生，我找不到非常适合的事物来形容他，只能谈谈我最初喜欢上他的原因与感受。那是在读懂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之后，用梦来形容飞花，用愁来说丝雨，这中间的味道实在是太耐人咀嚼了，少游的词才与词心也终于是将我真正的打动了。埃克苏佩里有一篇童话小说《小王子》，秦观就像是小王子的家B-612行星上的那株玫瑰花，它外表弱不禁风似乎一阵风吹来它就会凋谢，对这个世界似乎总有不满，甚至是让自己浑身都长满了刺。但是其实它不需要呵护就能独自坚守在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它，这就是它爱小王子、爱纯真美好本身的方式，因为它自己也拥有这样纯真善良的花心。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秦观也是如此，他是敏感多情的，不然哪里会有如此敏锐而真诚的诗心?“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凭着这样一份赤子之心，任凭外面的世界风雨飘摇，也能够温柔地爱着这个世界，即使最后用早逝的生命的代价做终，谁说这样不好，谁说这样不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