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红楼梦》是中国古今第一奇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金字塔。毛泽东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还称赞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鲁迅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冯其庸大唱：“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可以这么说，研究红学的人，实际上是与五千年中华文化、与百科知识打交道，所以它是永恒的、永远研究不完的，永远是一个世界文化之谜。
《红楼梦》呈高度现实主义的悲剧结构。全书一百二十回，上半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下半部写“树倒猢狲散”的衰败局面，其中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五回之间是个转折，由喜转悲，由盛转衰，由荣转枯，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热闹的顶点，第五十五回便开始急转直下。
大体说来，全书按贾府的衰败阶段分为四大段落：第一部分(前五回)：序幕。对于全书有着纲领性作用。它对全书的主题、主线、副线以及贾府家事、人丁、四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和十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命运都作过或明或暗的概括。第二部分(第六回至五十五回)：是贾府的全盛时期。第三部分(第六十六至一百零四回)：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时期。第四部分(第一百零五回至一百二十回)：是彻底衰落时期。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字巨著，作者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描写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
任何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它的时代，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有力地影响了现实生活，而且也都表现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创造力和冲破传统的革新精神，使本民族的、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创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杰出地位的文学巨著。
《红楼梦》是中国古今第一奇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金字塔。毛泽东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还称赞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鲁迅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冯其庸大唱：“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可以这么说，研究红学的人，实际上是与五千年中华文化、与百科知识打交道，所以它是永恒的、永远研究不完的，永远是一个世界文化之谜。
《红楼梦》呈高度现实主义的悲剧结构。全书一百二十回，上半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下半部写“树倒猢狲散”的衰败局面，其中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五回之间是个转折，由喜转悲，由盛转衰，由荣转枯，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热闹的顶点，第五十五回便开始急转直下。
大体说来，全书按贾府的衰败阶段分为四大段落：第一部分(前五回)：序幕。对于全书有着纲领性作用。它对全书的主题、主线、副线以及贾府家事、人丁、四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和十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命运都作过或明或暗的概括。第二部分(第六回至五十五回)：是贾府的全盛时期。第三部分(第六十六至一百零四回)：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时期。第四部分(第一百零五回至一百二十回)：是彻底衰落时期。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字巨著，作者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描写了无休无止的斗争，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
任何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它的时代，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有力地影响了现实生活，而且也都表现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创造力和冲破传统的革新精神，使本民族的、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创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杰出地位的文学巨著。
它不仅极为深广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的经济、政治、宗法制度，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腐朽、不合理，在它以后近二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巨的影响，直到今天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意义，而且有着高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有着突出的划时代的意义。鲁迅先生曾这样估价《红楼梦》的历史地位，他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⑴这无疑是极高的赞许，然而绝非过誉，这是鲁迅先生在考察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全部历史之后所得出的极精确的结论。对此，《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
一曹雪芹是一位自觉的艺术革新家。他从创作一开始，就“立志打破历来小说的窠臼”。⑵在《红楼梦》第一回里，他就勇敢的提出了他的创作原则。他写道：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臣，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问口即‘者也之乎’，非理即文，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句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⑶在今天，曹雪芹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固然已完全不足为奇了，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曹雪芹的那个时代里，却是崭新的，在其不十分成熟、精确的见解里，已经孕育了十分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论，并且有着现实的战斗意义。我之所以要援引这一大段别人已经援引过许多次的话，就是由于已前我们对这一段话的意义并未予以充分的阐释和估价。要充分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和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文学状况，至少是小说创作的一般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