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
沈从文的《边城》说的是以湘西文化为背景的小说，而湘西是以楚巫文化著称的地方。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
在众多作家中，沈从文的创作又是与楚巫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韩少功等作家的小说中虽有对巫文化的借用，但很少正面描写巫师的形象，主要是将巫事活动融入小说情境，增添作品的神秘色彩，基本上是虚写;而沈从文则在他小说虚构的“湘西世界”中塑造了大量的面貌各异的“巫”的形象，并再现了各种巫术活动的场面，乃是实写。除此之外，他还在好几篇散文中介绍了湘西的巫文化与巫事活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与巫有关的有十几篇，小说方面，从较早的《阿黑小史》(写于1928年)到1937年完成的《凤子》，散文方面，有《我的教育》、《湘西》等。所有作品中的“巫”形象都是值得尊敬的，在小说中他们所从事的巫术活动也都是以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夜》是唯一例外，这篇小说中“巫”的活动属于以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所塑造的“巫”形象可分为两类：前期作品所写的较为世俗化，着重刻画的是“巫”的人性，后期所写的较为理想化，试图在“巫”的身上表现某种神性的光辉。作为受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滋养，并因此形成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沈从文通过其作品来表现“巫”形象和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湘西文化长期以来失去话语权，被肆意丑化的现象进行反抗。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湘西人民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一切日常活动都离不开巫师与巫术活动，“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1)是沈从文在《湘西》中介绍的真实情况。负责沟通人神关系的巫师在社会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当然是由湘西边地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决定的。
沈从文的《边城》说的是以湘西文化为背景的小说，而湘西是以楚巫文化著称的地方。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
在众多作家中，沈从文的创作又是与楚巫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韩少功等作家的小说中虽有对巫文化的借用，但很少正面描写巫师的形象，主要是将巫事活动融入小说情境，增添作品的神秘色彩，基本上是虚写;而沈从文则在他小说虚构的“湘西世界”中塑造了大量的面貌各异的“巫”的形象，并再现了各种巫术活动的场面，乃是实写。除此之外，他还在好几篇散文中介绍了湘西的巫文化与巫事活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与巫有关的有十几篇，小说方面，从较早的《阿黑小史》(写于1928年)到1937年完成的《凤子》，散文方面，有《我的教育》、《湘西》等。所有作品中的“巫”形象都是值得尊敬的，在小说中他们所从事的巫术活动也都是以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夜》是唯一例外，这篇小说中“巫”的活动属于以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所塑造的“巫”形象可分为两类：前期作品所写的较为世俗化，着重刻画的是“巫”的人性，后期所写的较为理想化，试图在“巫”的身上表现某种神性的光辉。作为受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滋养，并因此形成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沈从文通过其作品来表现“巫”形象和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湘西文化长期以来失去话语权，被肆意丑化的现象进行反抗。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湘西人民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一切日常活动都离不开巫师与巫术活动，“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1)是沈从文在《湘西》中介绍的真实情况。负责沟通人神关系的巫师在社会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当然是由湘西边地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决定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湘西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相对低下，作为化外之民，湘西人民的观念中，较多地存留着原始宗教信仰，万物皆有灵，“大树、洞穴、岩石，无物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2)。因此，“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于是，“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3)。在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中，巫师一般被称为师傅、道师、师公，只有职务上的意义;在1929年后，他的作品中才出现了沈氏独有的“神巫”称呼(这一称呼在《龙朱》和散文集《湘西》中也多次出现)，显现其神圣性，并传达出沈从文创作中越来越浓重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与宗教情绪。本文着重论述的正是其后期作品中的“神巫”。
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巫师形象与普通人无异，一样娶妻生子、打牌赌钱、可亲可近、世俗化而无神圣气息。在军中，巫师的工作也可由师爷担任，如《我的教育》中的高个子师爷，在《长河》中上演傩堂戏之前，杀鸡酬神的也可以是“戏子扮的王灵官”，并无定规。《阿黑小史》中，五明的干爹是一个巫师，作者写到他在行巫仪式前后与主人拉家常，说笑话，热心为五明与阿黑这一对相思男女撮合，虽然“唱神歌跳舞磕头全非常认真”，但有时候，他辛苦挣来的钱也会被主人家打牌赢回去;《道师与道场》中的巫师因为经不住女色的诱惑，而耽误了下一场法事;更有甚者，《夜》里的巫师因为发现自己的妻子与人私通，出于嫉恨，便用长矛将妻子与其情人一起钉死在大树上。
尽管在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巫师具有常人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行巫的过程中，对巫本身是真诚的。正如沈从文所言，在湘西，“行巫者多非自愿的职业，近于迫不得已的差使。大多数本人平时为人必极老实忠厚，沉默寡言。常突然发病，卧床不起，如有神附体。语音神气完全变过。或胡唱胡闹，天上地下，无所不谈。且哭笑无常，殴打自己。长日不吃，不喝，不睡觉。过两三天后，仿佛生命中有种东西，把它稳住了”。这种狂病是有周期性的，“按照习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就是行巫”(4)。正是因为行巫是由神灵附体的狂病决定的，所以巫的职责类似于神授，无法预知，甚至“不必学习，无从传授”，一旦被选定行巫，就要担负沟通人神的使命。《阿黑小史》中的老师傅虽然诙谐，但做起法事来却认认真真。在后期作品《神巫之爱》中，神巫开始时拒绝美丽女子的追求，正是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神巫的职份是属于公众而不是个人。
在沈从文众多的与巫师有关的小说中，有两篇将巫师的形象塑造得极为美好，且富于诗意，那就是《神巫之爱》和《凤子》。其中《凤子》的最后一章《神之再现》写于1937年，其中的巫师形象已完全褪去世俗的气息，较抽象，几乎是为表达观念而设。而《神巫之爱》虽然写于1929年，但这个故事在《凤子》中出现并被复述一遍，小说所塑造的“神巫”形象虽然也有丰满的人性，但与前期的人性化、世俗化模式已有所不同，突出了神巫作为民众的“近乎全知的导师”的神圣性，因此可将这篇小说看做前后期之间的过渡性作品。
在这两篇小说中，巫师的形象都有明显的理想化的色彩，从外貌到气度，都异于常人。
在场面宏大、如诗如梦的酬神活动中，他们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以自己的高亢歌声和酬神舞蹈，引领民众与神共娱，达至澄明欢喜之境。
比如《凤子》“神之再现”一章写巫师登坛举行祈神仪式：“起始吹角，吹动那个呼风唤雨召鬼乐神的镂花牛角，声音凄厉而激扬，散播原野，上通天廷。用一种缓慢而严肃的姿势，向斗坛跪拜舞踊。且用一种低郁的歌声，应和雄壮的金鼓声，且舞且唱。”
《神巫之爱》中写神巫做完法事后人民的感应：“神巫歌完锣鼓声音又起，人人拍手迎神，人人还呐喊表示欢迎唱歌的神的仆人。神巫如何使神驾云乘雾前来降福，是人不能明白知道的事，但神巫的歌声，与他那种优美迷人的舞蹈，是已先在云石镇上人人心中得到幸福欢喜了。”
在他的散文集《湘西》(见《泸溪·浦市·箱子岩》)中，沈从文干脆就将神巫在酬神法事中这种颇具表演意味的活动作为湘西的风俗——即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介绍：“戏多夜中在火燎下举行，唱到天明方止。……戏唱到午夜后……神巫便令执事人重燃大烛，添换供物，神巫也换穿朱红绣花缎袍，手拿铜剑锦拂，捶大鼓如雷鸣，吭声高唱，独舞娱神，兴奋观众。”同时评价道：“一切方式令人想起《仲夏夜之梦》的乡戏场面，木匠、泥水匠、成衣人，无不参加。”(5)以客观纪实的态度，肯定湘西巫事活动的文化意义。
从沈从文后期所写的小说和散文看来，在湘西世界中，神巫在民众中的地位，如同古希腊时广场中心的行吟诗人，又如歌剧中的主角，既是精神上的引导，又是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家。作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使者，受到民众的顶礼膜拜。沈从文小说中巫师形象从普通人到神之使者的这种变化，折射了他自己思想观念的微妙变化。
沈从文对巫文化的兴趣，首先是由他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决定的。作为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并受湘西文化滋养的作家，沈从文有着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立场。他以湘西世界的原始、野性、质朴、健康为最优美的生命形式，在文学创作中重视人的本能、潜意识、非理性心理因素的作用，反对人的极端理性化和社会化，对现代文明持怀疑态度。巫文化作为正统理性文化边缘潜伏的暗流，既是湘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湘西文化形态原始遗风的某种标志，一直是沈从文喜爱的小说题材。除了在小说中塑造“巫”的形象，描写各种巫事活动之外，沈从文还在他的游记和散文中多次提到湘西的“巫”，并详细解释巫师行巫原由，为他们正名。可以说，对于外人看来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湘西巫文化，沈从文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而这正是他非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对于文明理性世界看来是迷信的、无法实证、不可理喻的东西，沈从文不仅肯定其存在价值，还挖掘出诗性和美感。在创作的早期，沈从文对非理性精神的表达主要是通过“人性”来实现的，因此他早期所写的巫师形象都是生活气息浓郁的凡人;而此后，沈从文更多地把非理性与神性联系在一起，所塑造的神巫形象自然就多了某种神性的光辉。
他选择了有宗教意味的 “神性”来描述更为抽象、更具有本体意味的“生命”的形式，在“生命”中见出类似神迹的庄严、单纯与美丽，是他后期的创作的整体趋向。在这个意义上，他后期作品中的神巫形象和其他的人物形象一样，基本成为了作家思想的传声筒，不再有鲜明的性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早年相当重视的小说的故事性，此时也淡化到了极点。
后期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给沈从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一个新的基点，沈从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宗教观念——虽不提倡宗教信仰，但主张适度保留某种宗教情绪。他赞美湘西世界中人神共娱的大型酬神活动，肯定其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活动能“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绪和浪漫情绪”(6)。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尚存的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正是人类在朝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失去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沈从文在这里传达了他独有的朴素的宗教观念——人应当对自然，以及一切有生之物的庄严、美好怀有敬畏和感激之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宗教情绪。为的是在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潮流下，保留人类的想象力、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为文学与艺术留下空间，使人类的灵魂不至于过度地粗粝、僵硬。
《凤子》的《神之再现》一章中，特意虚构了一个从现代文明世界来到湘西的“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物，这个人物开始对湘西这种人神一体、人神共娱的酬神活动不能理解，但在观看了盛大的酬神活动后被仪式的庄严与优美打动，并说了这样一段话：“看看刚才的仪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过它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7)这其实就是沈从文在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观念：单纯的信仰、对自然和生命的瑰丽有所皈依，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生命才会是美丽的。
沈从文所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由于文化、科技、经济各方面的落后，东方文明古国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即所谓后发达国家“被动现代化”。而滋养了沈从文的苗族文化，相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本身就是落后和边缘化的。因此，中国当时的被动现代化过程对沈从文这样一个拥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作家来说，产生的是双重的因文化挤压造成的焦虑和失语。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将湘西文化中的非理性、原始、健康的因素加以挖掘和升华，与现代化带来的都市文明病相抗衡，是希望“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青年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8)。对于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下，中华民族文化与湘西文化被边缘化，乃是一种双重的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沈从文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就终止了，他始终没有为自己的非理性主义精神找到更有力的思想支点，将“神性”与宗教情绪引入创作虽然拓展了创作的深度，却也因此使小说的故事性与人物形象受到了影响，有得亦有失。注释：(1)(2)(4)(5)(6)沈从文：《湘西》，《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第405页，第402页，第378页，第407页。
(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7)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387页。
(8)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6页。
(作者单位：湖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