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
沈从文的美学艺术，是文明与世界的。《边城》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作。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
[摘要]“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认为“文学性”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和语言表达陌生化。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陌生化特色。《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文章以小说《边城》为例，分析其在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层面的陌生化，研究《边城》中语言作用于视觉、声音和情感所造成的阅读的难度和时延性，以此探究沈从文“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陌生化;《边城》;沈从文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首先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陌生化，使熟悉的语言表达陌生化，以此打破我们对世界“习惯化”、“机械化”、已经麻木不仁的认知，以新鲜的视角去感受事物，这正是文学的“文学性”之根本所在。“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标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现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在实践中将“陌生化”运作娴熟的当推沈从文。为此，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从文的美学艺术，是文明与世界的。《边城》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作。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城》小说中语言“陌生化”审美辨析
[摘要]“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认为“文学性”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和语言表达陌生化。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陌生化特色。《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文章以小说《边城》为例，分析其在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层面的陌生化，研究《边城》中语言作用于视觉、声音和情感所造成的阅读的难度和时延性，以此探究沈从文“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陌生化;《边城》;沈从文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理论，首先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使熟悉的事物感知陌生化，使熟悉的语言表达陌生化，以此打破我们对世界“习惯化”、“机械化”、已经麻木不仁的认知，以新鲜的视角去感受事物，这正是文学的“文学性”之根本所在。“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标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现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在实践中将“陌生化”运作娴熟的当推沈从文。为此，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沈从文的“陌生化”写作展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上，对湘西边缘生活体验的描写;二是体例上，以散文的形式写小说，开创了现代散文化小说的新体例。三是语言上，在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上的陌生化。内容和体例上的陌生化写作，在前人研究沈从文的成果中都会有或深或浅的论述。从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层面探讨其创作的陌生化，却鲜有人论及。阅读是人类视觉、声音、情感三种功能共同协作的过程，论文试图从“陌生化”理论出发，研究小说《边城》语言作用于视觉、声音、情感所造成的阅读的难度和时延性，以此探究沈从文“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魅力。
一
阅读主要是“看”，首先起作用的是视觉功能，因此文学作为文字符号组合的艺术，文字符号层面的“陌生化”是最根本的。正是字与字排列、词语与词语组合的视觉隔阂才带来最终阅读情感体验的新奇和兴味。因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视觉对文字符号的组合和排列判断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文字的组合和排列符合这种约定俗成，阅读会顺畅地进展下去，不会产生任何不适和时延性。而如果文字的组合和排列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视觉的不顺畅感必然带来情感反应的难度和时延性。比如在表达“很迷茫很孤单很悲伤”的情感时，用“寻觅、冷清、凄惨”等日常化用语表达，词语组合和意义表达的约定俗成性，使我们不会体验到阅读的新鲜感和新奇感。而用重叠、复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打破文字排列和词语组合规范的不寻常形式，就会因为视觉阅读的时延性带来情感阅读回味的时延性，产生别样深度的情绪触动和审美意味。
沈从文小说最先展现的就是词形的陌生化带来的视觉阅读的陌生化。在文章写作中，沈从文特别注意文字的独特提炼和组合，他通过把人们熟视无睹的普通词汇改变形式，打破人们阅读过程中的视觉疲劳，带来新鲜的阅读感觉。“我的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一种扭曲文字实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实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这里所谓“文字”的体操，把文字“扭曲”、“重摔”，就是指的语言的“陌生化”，把语言从习以为常的指称意义和司空见惯的表达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和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强化、凝聚、扭曲、拉长、缩短、颠倒位置等等)使日常语言变形，它是文学性的源泉。”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语言陌生化写作的典范之作。小说描写的是湘西小镇中一名叫翠翠的女孩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及于其中所展现出的人性之美和自然之美。小说用语简洁精炼，没有繁琐做作的冗余雕琢，以文字视觉的简洁含蓄之美传达内容的清新自然之气，形象地表现出湘西小镇的自然清新和生存状态的简约淳朴。例如：
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是谁告他就知道她在河边。
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过他!
上述句子中都以单音节词代替了双音节的词或结构：若(如果)、则(那么)、故(所以)、且(而且)、或(或者)、告(告诉)、见(看见)。这种用语首先源于沈从文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在他的小说中，经常用单音节词来取代双音节词，使语言具有了隽永精炼的古典味道。如例子所示，以单音节词代替双音节词，简练达意，展现出古文含蓄内敛之美。单音节词形成的天然停顿，视觉舒适，表达干练。这种陌生化的来源是古文和湘西方言，由古文变为白话文的重要特征就是双音节词的增多。古文之所以有意义隽永的感觉，是古文用词少、简练，将所有的意义都挤压在几个字的表达空间里，张扬了字的意义表达空间和传达的饱满度，产生言简意赅，字尽而意无穷的境地。沈从文来自湘西文化边缘地，一方面，沈从文在启蒙教育和行伍生涯中接触古代典籍，为他之后语言系统中加入文言资源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湘西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因此与外界联系不多，文化并未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致使湘西方言中遗留和保存了不少古代白话和文言的痕迹。这样在一群与大众白话有着深刻隔阂的精英知识分子所刻意作出的白话小说中，沈从文的文字便显的清新自然、独树一帜，既有古汉语的凝练达意又有方言的自然活泼。无论对熟悉古文的近代知识分子还是对提倡白话写作的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这种处于文白之间的中间写作状态，都是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
为了表现文字无限的意义张力，扩展视觉阅读中文字表达的极限，沈从文还常常有意突破常规的用语规范，打破词与词之间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如我们常常说“一匹马”、“一匹骡子”、“一堆沙子”、“一堆人”。沈从文的用词却突破了这种惯常的搭配，打破读者的视觉期待，从而迫使读者另辟蹊径，以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被修饰的名词，最终获得崭新的审美体验。在《边城》中量词与名词搭配的陌生化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修饰某一具体事物的量词和另一具体事物搭配。以此事物的量词搭配彼事物，使彼事物也获得了此事物的某种特性：
天夜了，有一匹大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
的从翠翠身旁飞过去。
这里用“匹”和萤火虫搭配，一方面以夸张的方式表现了萤火虫之大，另一方面，读者亦可进一步想到，正是湘西那独特丰富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出如此丰腴而富含生命力的生灵。而且，黑夜、蓝光、飞行的大萤火虫、坐着的翠翠，这明暗、色彩和动静的和谐搭配，构成一副悠远静谧的乡野夜景图，给人带来美妙的审美意象。另一种量名搭配的陌生化，是使用修饰具体事物的量词去搭配抽象事物。抽象事物本身是虚无缥缈、难以把握的，而以具体事物的量词来搭配，使其获得了一种具象性，变得可视可闻、可触可感了。如：
因为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量词“堆” 一般用于搭配具体事物或是人，这里“一大堆时间”形象地表现出饱经风霜的祖父那紊乱的思绪和复杂的心情。这些陌生化的词语搭配组合，点落在文章的角角落落中，不经意间突然蹦出来，打破视觉平静的流动，制造一出出意外的“涟漪”，使读者的阅读进程波浪起伏，辗转回浮。因此，苏雪林曾如此描述沈从文的语言文字：“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有点意见想倾吐。沈从文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远不肯落他人的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
二
情节是小说叙述的核心，叙述是小说语言的主要功能。而沈从文的小说却淡化了语言的叙述功能，将营造一种内在的声音律动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功能。他的语言不追求叙述的完整和悬念性，而追求文字组合的内在乐律，采取长短句为主，顶真句式贯穿其间的用语形式。不仅整体形成参差错落、首尾连接的视觉美感，而且文章内理-咏而叹、节奏分明，具有音乐之美。不可否认，阅读中眼睛在“看”的同时，我们的声音也在默念着，寻求一种文字的韵律感。这就是为什么，诗歌一定要用来朗诵才能最终满足读者的审美、情感需求。鉴于不同文体的界限和定义，文字的韵律之美往往被小说创作者忽略，而片面凸显其叙述功能，文字的韵律之美也就成为阅读小说的陌生化体验。沈从文的散文化、诗化语言的营构则为我们在小说的阅读中体验文字的韵律之美提供了契机。
适当地综合运用长句和短句，可以达到既严密准确又简洁明了的目的。恰当地交替使用整句和散句，可以达到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而又节奏鲜明、气势贯通的效果。一位优秀的作家，会依据情感抒发的需要，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整句则整句、需散句则散句。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句式，有变化而不呆板、丰富而不单一，让人感受到音乐般的节奏感和律动之美。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啊，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水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这段文字，长短搭配合理，长句柔顺，短句刚劲;整散结合，错落有致，参差之中见齐整。长句如：“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日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短句如：“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散句如：“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而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整句如：“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整段文字读来宛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在错落有致的长短和散整句中，沈从文还插入了另一种特殊的句式修辞手法：顶真。顶真是以上句结尾的词语作为下旬的开头，使上下语句首尾相连，蝉联不断;使句子结构整齐、贯通语气。《边城》中的这种句式主要有三种具体作用。第一，用于叙事状物，有利于体现事物之间的时空关系，使之条理清晰，如小说一开首的：
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里利用顶真句式，将“官路”、“溪”、“塔”、“人家”的空间位置关系交待的十分清楚，使人历历在目。再如：“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第二，用于叙事议理，有利于解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使语言准确、严谨、周密。如：
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第三，首尾连接，具有形式上的美感，而一咏一叹，也同其它整句形式一样具有音乐之美。这些句式的巧妙运用不仅使我们体会到小说《边城》中的句式特点和沈从文的文字造诣。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沈从文之所以被苏雪林称为“文体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原因。
三
在文字语言中，叙事是线性的。文字按照规则指定的顺序一个接一个排列着。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文字的交流是推论式的，阅读者必须依照相关的信念、价值观与伦理观推导文字连接的意义。由于文字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文本中的符号链比视觉形象中的符号链受到的控制更紧密。巴特在联想链理论中提出一个术语一编码，意指一个社会在历史和风俗的影响下会形成自己独特精密的编码系统。于是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个别符号被综合起来，以编码的形式传播复杂的观念。当小说的文字编码传播出来的观念，符合读者自身的文化系统所标示的各种观念，阅读便顺利进展;如果编码传播出来的观念，与读者存身的文化系统发生冲撞和矛盾，伦理情感意义上的陌生化便会产生。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成长于湘西，而其创作也正深深地浸染于湘西文化之中。湘西地处偏远，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原文化中心，使其文化特征展现出有别于中心文化体系的边缘性，衍生出与中心文化迥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观念。由于所处文化体系的不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文字编码所传达出来的观念常常与中心文化体系的价值伦理产生碰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词语的降用和词语情感色彩的偏离。
词语的降用，是指为了积极的表达目的，把本来具有“重大”义的词，降为生活中的一般词语使用。从而突破词语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形成表面上大词小用的“不协调”的话语形式，并在这“不协调”
中产生新颖别致之感。《边城》中名词的降用，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到了晚间，却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歌女应尽的义务。
一提起歌女，人们总是把她们同放荡、邪恶、肮脏联系在一起。她们从事的职业是最不道德的。沈从文笔下因生活所迫而操此营生的歌女，却保留着边地人淳朴浑厚的人性：“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歌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再如：
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站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
“职务”本指机关团体中从事的工作，这里老船夫把引渡看作自己神圣严肃的职务，衬托出他的质朴和尽责。这些词语的降用，与读者通常的情感价值观念相悖，以别样的方式凸显了包括吊脚楼歌女在内的边地乡民对于生命庄严认真的态度。
很多词语，除了带有理性意义外，还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意义，或褒或贬，具有鲜明的倾向。如果反其意而用之，偏离常规，就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使读者感受到一种“言外之意”。如：
倘若有人当时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中的酒，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很快的就把葫芦递过去。酒喝过后，那兵营中人卷舌子舔着嘴唇，称赞酒好，于是又必被勒迫着喝第二口。
把这些药搁在家中当眼处，一见过渡人神气不对，就忙匆匆的把药取来，善意的勒迫这过路人使用他的药方。
“勒迫”本指强制逼迫，带有贬义，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不同地方的两个“勒迫”使一个淳朴好客、古道热肠的老船夫形象跃然纸上。再如：
在河街见到了大老，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的说：“大老，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
“狡猾”本指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有强烈的贬义，这里由老船夫“快乐”地说出，却明显带着老人对于天保花心思追求自己孙女的赞赏之意。
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居，与他笔下追求物欲、投机取巧的城市文明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隔膜与疏离。而在《边城》中，他经常以有悖常识的语言运用来反衬湘西人未经雕琢的拙朴和可贵的本真，如：
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翠翠说：“爷爷，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同你打架!”祖父就说：“他送我好些钱。我绝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
这里的“吵嘴”、“争执”、“不讲道理”都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不要钱，陌生化的语言运用刻画出陌生化的人物形象，使人置身于毫无机心、纯真自然、还未受到现代文明沾染的湘西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社会”当然不完全是现实中的社会。面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堕落，作者欲借本土想象来“创造出一个良善的社会”的远影，描画人类“幸福的生活”的图景，以表达对良善世界的希冀和追求。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沈从文陌生化文学语言风格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艰难历程。沈从文曾说他的作品“早期的，我劝你不必注意了，一方面我对付生活，一方面练笔。”沈从文早期的文字(从1924年底发表作品始到1928年左右)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这能带来一种浓烈的乡土气息和生气淋漓的蓬勃感，但却难掩它的原始、粗糙。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的《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代表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他从原始、粗糙但不乏生气的方言口语中提炼加工，再糅合以古典文言的凝练精粹，从而创造出一种独具风貌而又恰到好处的陌生化文学语言。沈从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作品对我个人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比较成熟，文字比较稳定，比较有计划地写。”作为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品，《边城》中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的陌生化运用，在视觉、声音和情感各个层面增加了读者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使读者获得全方位的陌生化审美体验，充分表现出沈从文小说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参考文献][1]马新国，西方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马新国，西方文化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苏雪林，沈从文论[A]沈从文评说80年.北京：中国华出版社，2004.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