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传统礼仪
红包焦虑症：被异化的传统礼仪
不知从何时起，红包成了一种文化，感情、面子、攀比，其中也可能掺杂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必要回避，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只是这红包的分量，造成了我们道德上的难以承受之重。送者未必甘心，收者未必坦然。红包焦虑，就这样蔓延开来。有了焦虑，就该诊断一下了。事情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送者与收者双双的“身不由己”。这其实是我们对所谓生存法则的依赖，同时也是我们对制度魄力的一份亏欠。
红包之源：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从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到农耕社会的互助，到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到求人办事的敲门砖，最终到不送不心安，红包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异化”的过程。红包越来越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或因感情，或因面子，或因攀比，或因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我们已经被这种文化所胁迫。只是，面对红包，我们似乎越来越焦虑，送的未必全部甘心，收的未必全部坦然。在送出或者收到一个个红包之时，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表达感情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红包，是指包着钱的红纸包，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压岁钱，在粤港澳台等经济发达地区称为‘利市’，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到了现在，开始泛指奖金和贿赂他人的钱。”——在作家浮石的《中国式关系》一书中，对红包做了如是描述。
红包的最初意思“压岁钱”，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按照民间的传说，古时有一个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之夜便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在当天晚上点亮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边以辟邪，这便是“守祟”、“压祟”，后来通俗称为“守岁”、“压岁”。这便是“压岁钱”的由来，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关爱。“压岁钱”真正出现在史书中始于汉代，但当时这种钱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背面铸有龙凤、龟蛇等图案，表达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之意。
红包焦虑症：被异化的传统礼仪
不知从何时起，红包成了一种文化，感情、面子、攀比，其中也可能掺杂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必要回避，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只是这红包的分量，造成了我们道德上的难以承受之重。送者未必甘心，收者未必坦然。红包焦虑，就这样蔓延开来。有了焦虑，就该诊断一下了。事情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送者与收者双双的“身不由己”。这其实是我们对所谓生存法则的依赖，同时也是我们对制度魄力的一份亏欠。
红包之源：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从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到农耕社会的互助，到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到求人办事的敲门砖，最终到不送不心安，红包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异化”的过程。红包越来越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或因感情，或因面子，或因攀比，或因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我们已经被这种文化所胁迫。只是，面对红包，我们似乎越来越焦虑，送的未必全部甘心，收的未必全部坦然。在送出或者收到一个个红包之时，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表达感情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红包，是指包着钱的红纸包，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压岁钱，在粤港澳台等经济发达地区称为‘利市’，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到了现在，开始泛指奖金和贿赂他人的钱。”——在作家浮石的《中国式关系》一书中，对红包做了如是描述。
红包的最初意思“压岁钱”，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按照民间的传说，古时有一个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之夜便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在当天晚上点亮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边以辟邪，这便是“守祟”、“压祟”，后来通俗称为“守岁”、“压岁”。这便是“压岁钱”的由来，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关爱。“压岁钱”真正出现在史书中始于汉代，但当时这种钱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背面铸有龙凤、龟蛇等图案，表达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之意。
宋元以后，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已成为民俗。至民国时，“压岁钱”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晚辈的压岁钱，用红纸包一枚大洋，象征“一本万利”。这是红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
红包之礼：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此种意义上的红包或者礼物，大多仍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维系并增进着人们之间的感情，是人际交往的一种“润滑剂”。
压岁钱之外，红包另一个源头是“随份子”。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说法，这种风俗源于农耕社会生活中小范围的互助，当时，倘若谁家有红白之事，就会负担很重，这时候亲戚朋友、乡邻都会来“随份子”，帮助其渡过难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份子”的红包逐渐摆脱了互助的原始意义，演变成一种社会礼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礼尚往来——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就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此时的红包，更多成为亲朋好友之间一种维系感情、表达祝福的方式。而之所以用“红”，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代表着吉祥，寓意“红火”。在礼仪之外，互赠礼物还能体现出中国人受惠不忘施予者的心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则将这种现象称为“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韩国都有送红包的习惯。
不过，李河同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仪’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仪是重心，礼只是一种辅助，比如通过婚宴等各种仪式来实现人情上的互相抚慰，这种仪式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内容，物质上的内容是其次的。”
红包泛滥：倒置了的礼与仪
不知从何时起，李河先生所言的“礼”与“仪”的关系开始倒置，这从近年来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感叹红包让自己不堪重负的帖子中可体现。
大约从第一位发出此类感叹声的人开始，红包已经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从美好的祝福变成了重负。
翻开报纸，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新民晚报》报道，上海一位市民在去年十一长假中，接到了10张请帖，或是朋友结婚，或是亲朋生日。每人随了400元礼金，一个月工资没了。这位市民的话很形象：“一个月的血汗钱啊，就像从肋条上往下割肉。”《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民史先生，有6位姐姐，而这6位姐姐给他带来了14个外甥、外甥女，每年的压岁钱、生日红包让他苦不堪言。终于，有一天，史先生召开家族会议，宣布放弃做舅舅的资格。《长沙晚报》报道，为了迎合越来越盛行的“红包文化”，长沙某银行曾推出“电子红包”业务，送红包者根本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就可以将最多500元的红包送到对方账户，而且，可以把所谓的祝福语一并写在“电子红包”上，可谓方便至极。只是，这样的红包中还有多少感情成分，我们不得而知。
张立宪：一个人的杂志
张立宪还是老样子，穿一件简简单单的黑色T恤，不花哨，不跟你玩虚的，倍儿精神，倍儿有范。就像《读库》，朴实无华，却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的品牌奇迹。被读者认为是“有趣、有料、有种”的“三有”好书。
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是张立宪的密友，每年年底的《读库》座谈会，客串主持都是她。每次她来，看到满场的人群，没人大声说话，一人一本书，在那静静地看，她对张立宪说：“沉默得跟金子似的。”
张立宪如今已是文化界的名人，他说：“很多事情只有做起来，才知道有多么难，多么复杂，里面有多么大的学问。而且随着我们视野的扩展，见到了很多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同行做的事情，你就知道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同行差得很远。”
饭局狂人的读书仓库
最让张立宪揪心的是2012年的事。
7月21日那天，北京，特大暴雨，夺走112条生命。
而损失远不止这些。比如，张立宪存放图书的库房，就遭了水灾：“下雨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听说了北京大雨我们的库房给水淹了的消息，特别着急，可是又无能为力。到晚上十二点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因为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救它，只希望另一个库房里的几个小朋友人身安全就够了。大概半夜两点，我在宾馆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很晚才起来。我的手机调成静音，第二天打开之后，看到很多未接电话，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
雨停之后，现场又被水困了两三天，他妻子去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之后，她拍了一些照片，他不忍心打开看。妻子告诉他，被水浸泡过的书开始发霉，他想的是：“其实你没那么重要，你做的事没那么重要，你的喜怒哀乐也没那么重要。”
可是，也就在那一刻，他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帮他们，在关心他们。他去找新库房，库房主人一听说是“读库”，二话不说给他提供场地、提供周转库房，不图钱，这让他非常感动。
在独立做《读库》之前，他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出过一本个人著作《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并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记者手头就有一套张立宪当时在现代出版社主编的“梦工厂”系列中的几册：《大话西游》《之乎者也罗大佑》《昨日遗书》《家卫森林》……从周星驰到王家卫，一网打尽，走的是娱乐路线，其中，光《大话西游》就发行了30万册，《之乎者也罗大佑》出版时，正值罗大佑在内地第一次举行个人演唱会，引发的热潮可想而知。他说：“那时比较理想主义，希望编辑分工能够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工作编稿，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逛书店看书，剩下的当交际花去社交。”
这三分政策其实就是张立宪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本人就一饭局狂人，2002年2月5日，他刚刚开始上网就在网上搞了一个秘密的论坛，叫饭局通，来的都是些相熟的朋友。张立宪说这也是被逼无奈：“我当时的一些作者老是拖稿，简直就是‘拖拉机’！这帮孙子整天沉迷网络，和网友打成一片，我怎么办？只好上网追杀，结果我自己也成了网迷，还得在论坛上发帖，说请你们吃饭，但带着稿子啊。”
羡慕嫉妒恨的新路
离开现代出版社自立门户之后，他坚决执行自己的“三分”政策。和二三分相对的，则是“三有”：“有趣，就是像疯狗‘一样把一件事琢磨得透，让你无话可说，拿出专业发烧友的精神来做这个事情。有料，就是不口水，努力在细节上、人物上、冲突上、故事上提供干巴巴的货料，因为我们觉得，只有事实是唯一确定的东西；第三是有种，要有一点驴脾气，做一点别人不愿做不敢做不想做的东西。”
“三有”精神的第一个产品请东东枪采访和撰写对郭德纲的长篇报道。他说他不愿意做一些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大咖，还未成名立腕、恨不得人家来买他票好养家糊口的郭德纲就成了张立宪踅摸的理想对象。他知道东东枪已经听郭德纲的相声好几年了，熟，是采访郭德纲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向东东枪约稿，原则是：一、不遗余力，不计成本，不留遗憾；二、时间服从质量。这成为日后《读库》约稿的通则。
这是一个人的杂志。他一个人构思，然后自己组稿、编辑，敲定纸张、开本、版式、装帧设计，可以说是事必躬亲，《读库》就是他的孩子。
都说万事开头难，顺利地开了头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困难在后头呢。《读库》做到第二年，财务报表上显示《读库》是盈利的，可是他却要出去到处借钱。当时股市红火，达到历史性的6000多点，很多人都把钱投进股市，《读库》的回款就一拖再拖，他只好东拼西凑了12万元，支付用纸的费用，那时他的心情，真可以用“欲哭无泪”四字来形容。
他开始认真考虑要开网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2008年2月20日，《读库》网店在淘宝开张，四十天后，《读库》评级已经是两颗钻石。到现在，直销已经占到《读库》全部销量的1/4，“这1/4就让我心里有底了。我可以跟发行商提条件：你要给我及时回款，你不应该给我退货，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损耗——大不了我自己卖，不给你书。”
光阴的审判
比生活审判更沉重的，是道德审判。
生活审判如果是处死的话，道德审判就是凌迟处死。同样是一个坏结局，生活审判重在处罚你，道德审判重在折磨你。
道德审判是一种社会审判，它的特点是居高临下。居高临下的意思是，它永远对，你永远错。所以，道德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泥坑。你洗不净自己的灵魂，是因为你无法洗净别人看你的眼睛。
还有一种更隐秘的审判，那就是良知审判。人做过的每一件非分的事情，都要经过良知的审判。问心有愧和问心无愧，就是这种审判的两个结果。做自己的法官比做别人的法官更有意义。热衷于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对别人指手画脚，却从不律己的人，其道德是被劫持了的道德，或者说，道德成了卫道士的帮凶。
无恶不作和欺世盗名的人，不会有良知审判。他们不是眼里没有自己，而是眼里没有世界。失却了良知审判的人，难有真正的自我醒悟和自我救赎。所以，不对这类人心存侥幸，是一种基本的理性和认知。当然了，当道德对他们失去约束力的时候，生活最终会惩罚他们，这就是生活审判。
然而，生活审判又有着极强的偶然性。所谓“因果报应”，不过是一份美丽的期许，却也是人们心底的一份美好的约束，它让人们知道：良知，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底线。良知泯灭，万恶肇始。
有的人，为曾经犯下的错误而悔恨，一辈子内心备受煎熬，这是良知审判对自己的惩处。一个社会，如果有强大的良知审判，就很容易形成集体的自律。较之于道德审判，良知审判是自内而外的，更容易让人收敛行迹，按捺欲望，韬养自我。
在道德审判的范围内，会发现坏人；在生活审判的视线里，会看到命运；在良知审判的约束下，会产生坚守。
彼岸有威仪，此岸自会站出风姿。
人的原形，有时需要这些审判才能得以维持。如果缺失了这些审判，妖魔鬼怪就会横行。
人心中的恶，有时迷于怂恿，有时乱于放纵，有时逸于狂妄。没有了节制和约束，恶就会毁灭人。所以，无论是内在的审判还是外在的审判，于一个人，都是适当的。
审判，很好地平息了自我的不安分。
无论人类怎样进步，人性深处的恶将永在。因为欲望不灭，恶便会与欲望相生相伴。
几千年的文明史，不过是善恶交锋的历史，要么是这个人与那个人交锋，要么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交锋。人在欲望中实现着自己，也在更大的欲望中毁灭着自己。道德审判，是把欲望约束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良知审判，是对曾经的欲望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自省。
任何审判，都不能完成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救赎。审判的意义是一步一步走近救赎。救赎的前提是自我否定，多次的审判，若能完成一个自我否定，就是成功。因为，这个世界极难做到的事情，就是否定自己。
几千年的光阴里，尽管人性的进化步履迟滞缓慢，但人类的进化依旧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
一切都在光阴里，光阴审判着一切。
皆大欢喜的“投诉文化”
在英国的一次投诉经历，让我对英国的“投诉文化”有了鲜活而深刻的认识。
朋友说，在英国，投诉是一种文化。但是，人们投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讹钱，也不是为了故意找茬。英国人认为，投诉是为了提醒生产方和销售方不断完善产品及服务质量。其实，投诉不仅可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有利于厂家、商家的长远发展。
我想，当维权意识深入到每个消费者的血液里，当厂家、商家时时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挂记于心时，整个产销体系一定会是健康而和谐的。
感激的手掌
我知道，六年多的澳洲生活，已经把我的脾性改变了许多，做事一如澳洲当地人那样不紧不慢，并且学会感激。
最近，越来越喜欢澳洲的天，澳洲的海，澳洲的宁静。开车走在路上，无论交通多么拥挤都很难听到司机乱按喇叭的声音，每个司机都平心静气地等待。在路口还经常碰到彼此让路的司机，每遇到这幅景象，我是那么喜欢看见前面的车窗上缓缓伸起的一只胳膊，通过玻璃和阳光传递温暖和感激。
第一次在澳洲坐车，就爱上了这个感激的手势，出租汽车转弯占道时，后面车为他让路，于是司机把手伸起又放下，我觉得这个姿势很优美。
以后，开始自己独自开车汇进悉尼的车流里，我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这个手势，从容地伸起胳膊，五指微微张开，停留两秒，无声且优雅地对给我让路的司机朋友说声谢谢。
最近，天天开车上下班，就把欣赏这个手势变成了欣赏澳洲风情的一部分，各种伸起的手掌刻着每个人的性格秘密和当时的心境。我欣赏那纤细娇美的手掌，还有那精心保养的修长手指，于是在心里感慨自己的忙碌和做女人的不够精细；我还很爱看一种宽大厚实的男人手掌，很有力很阳刚；我还很心疼那有些迟钝和笨拙的手掌，伸出来好几秒，然后才放下，于是心里连连劝她一路小心。有时还有那小巧的孩童手掌帮他们的父母伸起，晃了又晃，让人觉得那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
安于低调是自信
低调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有人认为高调是一种成功，因为一个人似乎只有高调才会被人看见、被人关注。其实不然，高调只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活法。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高调不仅风光，还带来名利双收，所以有人选择高调。当然，也有另一些人去选择另一种活法——低调。
这种人不喜欢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一言一语也被人议论，不喜欢人前显贵，更不喜欢被追逐。他们明白在商品和消费的社会里，高调存在的代价是被商品化和被消费。这样，心甘情愿低调的人就没人认识，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反而能踏踏实实做自己喜欢的事，充分地享受和咀嚼日子，活得平心静气，安稳又踏实。你问他怎么这么低调，他会一笑而已。就像自己爱一个人，需要对别人说明吗？
所以说，低调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文化也是一样，也有高调的文化和低调的文化。
首先，商业文化必须是高调的，只有高调才会热卖热销，低调谁知道谁去买？然而热销的东西不可能总热销，它迟早会被更新鲜更时髦的东西取代。所以说，时尚是商业文化的宠儿。有人说时尚是造势造出来的，里边有大量五光十色的泡沫，但商品文化不怕泡沫，因为它只求当时的商业效应，一时的震撼与强势，不求持久的魅力。
故而，另一种追求持久生命魅力的纯文化很难大红大紫，可是它也不会为大红大紫而放弃一己的追求。它甘于寂寞，因为它确信这种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低调的人生活在社会深深的皱褶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与性情里，所以看得见黑暗中的光线和阳光中的阴影。也许他们天生不是做明星的材料，但他们像思想者一样：把自己放在低调里，是为了让思想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的高调。享受一下低调吧——低调的宁静、踏实、深邃与隽永。低调不是被边缘化被遗忘，更不是无能。相反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
但有一次我却忘了伸出感激的手掌。那次，开车回来时，左转，伸了手到窗外，后面车子是慢下来，主动给我让路，我上了我的道，飞驰向前却忘了感激地伸伸手。突然，后面按了两声喇叭，一扭头，后面的车追了上来，一个澳洲少年对我举手示意，我一下明白过来—他要我的感谢。于是，我大声说谢谢，把手举过了头顶，他在那边看见了，潇洒地说声“Yes”，愉快地摇上玻璃，向前开去。这是我第一次在澳洲遇到索要“Thank you”的司机朋友，但转念一想，澳洲少年真可爱，他做了好事，就是应该得到感谢。从心底里，我是这样喜欢他的率真。
感激的手掌换了国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变成抱歉的手掌或者羞涩的手掌。去年，回了趟昆明，和要好的女友出门，女友本也是“海龟”，在新西兰待过四年，她开车绕来绕去穿行在车流中如鱼得水，我想这样的开法一定会让后面的司机生气，于是，我总伸起手向后面的司机表示歉意，帮她解围。朋友说，干吗呢，你以为在悉尼啊，后面的司机会觉得你有病。她说她刚回国开车，不仅这样伸手感谢，看见大街上的斑马线，还很守规矩地停下来，给行人让路。可是，有一次，后面的汽车喇叭响成了一片，纷纷催她快走，朋友吓了一跳，忙开车，轧过斑马线一路飞奔。
她说，从那以后，就把四年的新西兰文明礼貌丢到了一边。开车横冲直撞了去，再也不等什么行人过斑马线了，至于那伸手感谢就更没有了，因为没人会这样。
听完她的故事，我却觉得手掌沉甸甸的，同样的手掌，一伸一落，却有那么多文化的内涵，国土换了，手掌也变了。我赞美澳洲式的文明，我说我喜欢这样的感激方式，但我更渴望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感激手掌在车窗前伸起落下、挥手示意。一种习惯的建立需要一段时间，一粒文明种子的播撒，需要那澳洲英俊少年的精神，执拗地追随在我身后，索要属于他的那份感激。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还有谁会忘了去感激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