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老师和《嘉峪关文艺》散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易希高是《嘉峪关文艺》的编辑。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们嘉峪关这些二十多三十来岁的“文艺青年”、“文艺壮年”们都叫他“易老师”。当然，直到现在，我还叫他易老师。
易老师原来在几百公里外的兵团农场。
记不得他是哪年调到嘉峪关的了。只记得他常说，他调嘉峪关时，文教局的焦炳琨同志帮了很大忙。他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以后交往多了，我发现，别人对他的一丁点帮助，他都记在心里。这样的人值得交。我和他一交，就交了四十年。
记不得哪年了，易老师调走了。调到酒泉去办《阳关》。那时《嘉峪关文艺》由市群艺馆管，听说馆里有的人总是欺负他，嘲笑他。因为他那一口很难听懂的湖南口音，也因为他的一点儿口吃。着急的时候，他口吃得还很厉害，馆里有人就结结巴巴地学他说话。
有一次，一位自认为有资深学问的人，好像为采不采用一个稿件和他起了争执。资深学问的人是个摘帽右派，老大学生，鳏夫。最大嗜好是喝酒，和姑娘媳妇们打诨嬉闹，还总是装出清高的样子，馆里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他又不是编辑，怎么管起稿件的事来了？突然想到，稿子的作者是女的，还是市上哪个主要领导的妻子。资深学问的人让易老师采用，易老师解释说稿子的文字实在太差，你给改改再用……顿时，资深学问的人就对易老师冷嘲热讽，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语调竟也是结结巴巴的。我刚巧进来看到，至今还记得资深学问的人那般模样，至今也还记得易老师当时气急的样子——满脸通红，连后脖梗子都通红通红。他大睁着眼睛盯着对方，嘴里吭哧吭哧的，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不知道，易老师去《阳关》和这些事有没有关系。
记不得哪年了，易老师又调去河南濮阳。走前也没告诉我给他送行。听说河南给了他中原油田宣传部副部长和市作协副主席的头衔。一九九五年我去看他，他非要我退了宾馆的房，拉着我住到他家里去。那晚，他和我聊到后半夜，没聊副部长，没聊副主席，聊得最多的是嘉峪关。他把嘉峪关的作者一一问了个遍。
这一点都不奇怪，他编《嘉峪关文艺》的日子里，和嘉峪关的文艺青年、文艺壮年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些年，可以说是激情澎湃的文艺年，稍稍有点文字功底的年轻人都做着当作家的梦。易老师和《嘉峪关文艺》自然就成了实现梦想的引路人。
易老师比我大七八岁，那时也还不到四十岁，正值创作的旺盛期。可他为了办好《嘉峪关文艺》，为了给嘉峪关培养人才，常常放下自己的写作，接待每一个到访的作者。他家里的门和他办公室的门无论什么时候，都对嘉峪关的业余作者敞开着。我和民航的陈晋贤是他的常客。陈晋贤现在是全国最大的网络文学——《江山文学》的副总编，不时地我们还在电话上说起易希高。那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作者，拿着稚嫩的文字找他讨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看过，再一段一段，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帮助作者修改。对于投来的稿件，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熟悉还是陌生的作者，也不管稿子质量如何，他都认真地看稿，认真地复信，而且是每稿必复，退稿时连错别字都用红笔一丝不苟地改过。
易老师说过一句话，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说：“我自己也是从业余作者过来的。我知道编辑的一句话，甚或一封退稿信都可能成就、或者毁灭一个文学天才。”
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学校搞文艺汇演，我写了一个反映学生负担过重的独幕小剧本。演出后，老师把剧本寄给了《甘肃文艺》。当然，剧本没有被采用。但编辑却给我写了洋洋洒洒的几大页毛笔字的回信。那年我十六岁。对编辑的信还似懂非懂。似懂就是不懂，非懂更是不懂。虽然那封信没有把我成就为一个文学天才，却让我从此喜欢上了文学，一辈子都忘不了涂鸦。那个小剧本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那封信我却一直珍藏着，就是到农村插队都带在身边，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一次在《甘肃文艺》发表了一篇幼稚的小说后，有机会去兰州参加编辑部组织的学习。我拿着信去寻过那位编辑。历经多年，编辑部早已物是人非，没有找到。
这时候，我觉得易老师就是那位给我回信的编辑！他，影响了嘉峪关很多很多文学爱好者，让很多业余作者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这是我调离了嘉峪关之后知道的。在《阳关》、在《陇苗》、在《甘肃工人报》、在《甘肃日报》、在《飞天》等报刊上，我都看到过易老师指导过的年轻作者的名字。现在活跃在嘉峪关文坛的好几个作协会员，好像也是那时《嘉峪关文艺》的业余作者。
易老师在《嘉峪关文艺》时，对嘉峪关文学青年最大的帮助还不仅仅是提高写作水平，他还让大家结识了甘肃乃至全国的多位名人，从而开阔了大家的眼界。
那些年，时不时的就有省里或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经嘉峪关去敦煌考察学习。只要是易老师认识的，或者朋友介绍接待的，他都留下人家和嘉峪关的作者见见面。时间充裕了，还把嘉峪关作者的作品送上，请人家结合作品讲讲课。记得那时见过的有《丝路花雨》的编剧、诗人赵之洵，著名诗人高平，著名作家景风、路野、王家达、赵燕翼、清波、徐绍武、刘玉、金吉泰、《甘肃日报》的老报人田企川等等。为了写这篇小文，我还又翻看了当年赵之洵、田企川、清波等老师给我写的信。
好像是一九八一年，易老师找我们几个人去他家，介绍他的一个叫杨显惠的兵团战友给我们认识。也是写小说的，调到天津了，来辞行。没过多少年，一部《夹皮沟纪事》火了！蜚声海内外的那位作者，就是我们一起在易老师家喝酒的杨显惠。
去年去嘉峪关，市政协的老同学高建刚正在为《嘉峪关文史资料》组稿。顺手拿起他桌上的几期最新的《嘉峪关文艺》翻看，几位熟悉的名字蹦入了眼帘。于是，我想起了易希高，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嘉峪关文艺》，想起了这几个名字四十年前生机勃勃的笑脸……
当年的文学青年早已不再年轻，当年的文学老师们有的已经作古，易希高也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几年前见到曾经受易希高之邀，到嘉峪关给文学青年讲课的原《甘肃工人报》、《甘肃工人文艺》副总编金坤。他还记得好几个当年易希高推荐给他的酒钢工人作者。他说，易希高对嘉峪关文艺的影响，功不可没！
我一边看，一边给高建刚诉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谁知，我的这位老同学很感兴趣，说这是《嘉峪关文艺》的“前世”，值得留存，并嘱我写下来编入《嘉峪关文史资料》。于是，我拉拉杂杂的写了上面这些，名曰《易老师和〈嘉峪关文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