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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情结心情日记

日记 2016-02-23 08: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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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安忆的海派小说《长恨歌》制作的同名电视剧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酷暑,申城的子夜。“老克勒”约了几个同学怀着兴奋的心情,悄悄爬上住宅大楼的平顶,围着一台旧唱机偷听“黄色歌曲”……

谓之“难忘”,是因为经历过那个时代且也算是喜欢音乐的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音乐的喜好始于小学时期,大概是受早已是中学合唱团成员的哥哥的影响,我们姐弟几个都爱听歌,久而久之也就唱上了。那时国内有几出大歌剧如《江姐》、《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其中的“名段子”谁都会来几下。记得有一次哥独自在哼《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刚哼了几句,我们仨就齐声跟了上去。这是一段表演唱,曲调明快诙谐,夸张的动作伴着赤卫队员打胜仗后爽朗的笑声,十分上口。四个人越唱越来劲,把下班刚进门的母亲吓了一大跳…… 那些年家里常有哥、姐借来的早已过了期的《上海歌声》、《歌曲》等音乐期刊,对其中的乐理知识我只是一知半解,但倒是记住了许多乐坛的名家,如词曲作家乔羽、李劫夫、吕其明,“东方夜莺”周小燕,军旅二马(女高音马玉涛、男中音马国光),男低音温可铮…… 我无法象现在的粉丝们那样,即便无机会谋面,也可在荧屏上一睹明星的风采。那时只能在稀有的收音机中聆听他(她)们的演唱,但我仍从心底里对他(她)们充满敬慕之情。

我就读的小学临近市“少年之家”,放学后常能听到市少儿歌咏队的无伴奏合唱,最吸引我的是那首舒展委婉的二重唱《我们的田野》。当优美的旋律越过秀水街一侧那装有铁栏杆的花墙送入双耳时,不自觉间总会放缓脚步。四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买到那张名为《岁月如歌》的碟片,凝神欣赏黑鸭子三人组演唱的那首歌时,更感其魅力无限。

根据王安忆的海派小说《长恨歌》制作的同名电视剧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酷暑,申城的子夜。“老克勒”约了几个同学怀着兴奋的心情,悄悄爬上住宅大楼的平顶,围着一台旧唱机偷听“黄色歌曲”……

谓之“难忘”,是因为经历过那个时代且也算是喜欢音乐的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音乐的喜好始于小学时期,大概是受早已是中学合唱团成员的哥哥的影响,我们姐弟几个都爱听歌,久而久之也就唱上了。那时国内有几出大歌剧如《江姐》、《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其中的“名段子”谁都会来几下。记得有一次哥独自在哼《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刚哼了几句,我们仨就齐声跟了上去。这是一段表演唱,曲调明快诙谐,夸张的动作伴着赤卫队员打胜仗后爽朗的笑声,十分上口。四个人越唱越来劲,把下班刚进门的母亲吓了一大跳…… 那些年家里常有哥、姐借来的早已过了期的《上海歌声》、《歌曲》等音乐期刊,对其中的乐理知识我只是一知半解,但倒是记住了许多乐坛的名家,如词曲作家乔羽、李劫夫、吕其明,“东方夜莺”周小燕,军旅二马(女高音马玉涛、男中音马国光),男低音温可铮…… 我无法象现在的粉丝们那样,即便无机会谋面,也可在荧屏上一睹明星的风采。那时只能在稀有的收音机中聆听他(她)们的演唱,但我仍从心底里对他(她)们充满敬慕之情。

我就读的小学临近市“少年之家”,放学后常能听到市少儿歌咏队的无伴奏合唱,最吸引我的是那首舒展委婉的二重唱《我们的田野》。当优美的旋律越过秀水街一侧那装有铁栏杆的花墙送入双耳时,不自觉间总会放缓脚步。四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买到那张名为《岁月如歌》的碟片,凝神欣赏黑鸭子三人组演唱的那首歌时,更感其魅力无限。

为便于听歌,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里,我便设法攒钱装矿石收音机。那种无电源收音机的灵敏度极其有限,在宁波市区内只能接收到两三个电台。但就是这仅有的几个台每晚总会有《器乐选曲》、《每周一歌》等音乐节目,且每逢周六晚上必有《电影插曲选播》。从耳机送出的声波中,我认识了刘天华、陆春龄、俞丽拿等中西乐器演奏家。

文革时期乐坛一片荒寂,除了“八颗明珠”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外音乐作品都被打入冷宫。处于停课状态的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一批热衷于音乐与无线电的“双料”发烧友,我是其中一个。如今想来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文化禁锢政策和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驱使我们探出不安定的脑袋窥视外面的世界。试想,那些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乐曲,每天仍反复地盘旋在你的耳畔,你能不烦?!而大把的时光又为我们摆弄无线电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随着小钱包的鼓起(凭自己的双肩,我打过苦工)我对收音机的投入也逐渐增大:扬声器早已替代了耳机,电子管、晶体管双管齐下,程式由来复式→外差式→超外差式……入夜,当DIY的五灯收音机的短波段接收到几千里之外的莫斯科电台清晰的音乐广播时,惊喜之情难以自制。二战时期前苏联的名曲及许多俄罗斯民歌是该台常播的曲目,真切缠绵的《小路》、浑厚沧桑的《伏尔加船夫曲》、雄壮跳跃的《莫斯科——北京》、曼妙凄婉的《三套车》…… 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在万籁俱寂的冬夜,竟还能听到文革前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天涯歌女》、《五月的风》等三四十年代出自贺绿汀、陈歌辛等大家之手的歌曲。

然而,尽管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渐臻佳态,可似影子般伴着我们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却一直未能消除,因为毕竟那个被称为“苏修”的敌对国家播放的歌曲在国内早都已被判为非“反动”即“黄色”的禁歌!

下乡修地球的知青中,与我同岁的J是一位音乐的狂热者。每逢生产队歇工,他总把自己关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从早到晚拉他的Violin。令我佩服的是:这一整天中,从四根琴弦上飘出的旋律绝不会重复——他熟悉太多太多古今中外的曲子。在茅礁山(现北仑一期港区)围海造田的日子里,当我们俩拉着装有几百斤石块的手拉车行进在几千米长的海堤上时,常常齐声哼起《草原》。有时长长的知青车队中会响起低沉的和声,那悲怆的异国曲调伴着海涛击堤的轰鸣声久久回荡在工地的上空……

如同舞蹈演员的肢体动作一样,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我绝不敢说自己懂音乐,但深感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左右人的情绪。二十几年前我有幸在上海欣赏吕其明的单章管弦乐《红旗颂》。暗红色的丝绒大幕拉开,气势恢宏的乐队和乐手们娴熟划一的动作,瞬间给人一种音乐的神圣感。当全曲在激越撼人的旋律中终结时,全场竟是一片肃静,四五秒钟后人们仿佛才从作品那催人奋进的意境中走出来,紧接着是久久的、忘情的掌声。

女儿同样爱好音乐,业内老师称其“嗓音条件好,音域宽广,且有音乐悟性”。前年春节我们在家里举行Party,当她十分投入地唱完许幸之、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时,双颊早已挂满了晶莹的泪水,令为她伴奏的同事感慨万分。

前一阵子,每天清晨校园音响会定时播放海涅、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它常吸引我在上班的楼道上驻足聆听,那种超世脱俗的旋律带着我离开这个喧嚣功利的世界,进入一片洁净的天地;而放学时分总能听到潘寅林演奏的《金色的炉台》,那抑扬顿挫的琴声让我回到那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

音乐是一种文化载体,它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震撼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的生活,净化我们的灵魂,音乐是那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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