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瑜共进午餐的故事
约刘瑜共进午餐，她提议紧贴北京西三环的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天使食府。我比预定的迟到了几分钟，走进餐厅，几乎还没有客人，只在对面高高的窗下瞥见一个纤细身影，笼罩在阳光中。我快步走去，她抬起头来，帅气露耳的短发，棱角精致的脸，一对巴掌大的圆圈耳环，过膝的黑色长靴。这就是“美女政治学者”刘瑜了。
我对迟到感到不好意思，入座时连连道歉。刘瑜微笑着说没关系，和我一起抱怨了几句中关村附近的交通，解释说，约在这里因为这是家江西菜馆，而她是江西人。
“七零后”刘瑜本科和硕士就读于餐厅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起辗转美国和英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就读、研究和教书，直到2010年回国出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早在回国之前，她就因为在国内媒体上撰写的一系列政治评论专栏而为公共领域所熟悉。这些专栏后来结集成《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后很快跃上各类畅销榜。她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拆解成生活细节和常识，在时常混杂着焦躁、戾气和炫弄的公共讨论中，她的文字亲切、理性又不失调侃，被许多年轻读者赞为“不装不端着”、“深刻又好看”。
我斟上两杯茶，茶香在暖洋洋的正午阳光中晕开。这是北京难得的一个天空湛蓝、阳光澄澈的日子，坐在阳光中的刘瑜显得越发白皙，眼神灼灼。餐厅里开始走进别的客人，声音有些嘈杂起来。我问刘瑜：你回国一年多了，比起国外简单的生活，现在热闹多了吧？
“有点太热闹了。”刘瑜说，皱了皱眉。她说，刚回国时，觉得有些朋友总该见上一面，一轮之后就会清净下来。“但后来我发现它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它是一个ripple，会不断扩散。”
约刘瑜共进午餐，她提议紧贴北京西三环的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天使食府。我比预定的迟到了几分钟，走进餐厅，几乎还没有客人，只在对面高高的窗下瞥见一个纤细身影，笼罩在阳光中。我快步走去，她抬起头来，帅气露耳的短发，棱角精致的脸，一对巴掌大的圆圈耳环，过膝的黑色长靴。这就是“美女政治学者”刘瑜了。
我对迟到感到不好意思，入座时连连道歉。刘瑜微笑着说没关系，和我一起抱怨了几句中关村附近的交通，解释说，约在这里因为这是家江西菜馆，而她是江西人。
“七零后”刘瑜本科和硕士就读于餐厅隔壁的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起辗转美国和英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就读、研究和教书，直到2010年回国出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早在回国之前，她就因为在国内媒体上撰写的一系列政治评论专栏而为公共领域所熟悉。这些专栏后来结集成《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后很快跃上各类畅销榜。她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拆解成生活细节和常识，在时常混杂着焦躁、戾气和炫弄的公共讨论中，她的文字亲切、理性又不失调侃，被许多年轻读者赞为“不装不端着”、“深刻又好看”。
我斟上两杯茶，茶香在暖洋洋的正午阳光中晕开。这是北京难得的一个天空湛蓝、阳光澄澈的日子，坐在阳光中的刘瑜显得越发白皙，眼神灼灼。餐厅里开始走进别的客人，声音有些嘈杂起来。我问刘瑜：你回国一年多了，比起国外简单的生活，现在热闹多了吧？
“有点太热闹了。”刘瑜说，皱了皱眉。她说，刚回国时，觉得有些朋友总该见上一面，一轮之后就会清净下来。“但后来我发现它没有停下来的趋势，它是一个ripple，会不断扩散。”
刘瑜减少了社交活动，大半年没有做媒体访谈，专栏也减到一个月一条。但是政治、公共知识分子、美女和清华这几个标签，让她很难真正避开公众目光。她要出席的活动，在豆瓣上总有年轻朋友们奔走相告。她的名字开始和梁文道、许知远这样追随者众多的时政评论人并列，作为推荐人出现在新书的腰封上。尽管不常写，她的专栏文章总是刚一发表就会被大量转发和引用，微博上也有几十万粉丝。
在清华校园里，刘瑜每周二晚的公共课《美国的民主》总是非常火爆。我曾在三个月前潜入清华“偷听”了她一堂课。因为预先了解到抢座的难度，我在课前四小时就预先到达，能容纳百来人的教室已经坐了三成，没坐人的位置上也都放上了用来占位的书本。到开课前一小时，连课桌间的两条走道上都已塞到无处落脚。那堂课的内容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刘瑜概述了美国各级各类复杂甚至“折腾”的政府选举体系，告诉学生们“政治可以是件阳光平常的事，不需像一些国家那样你死我活”。
师生们在课堂上都颇有默契地只谈美国，但问答环节仍然不可避免有所投射。一个学生问，这么复杂的选举体系，难道不会降低效率吗？
“效率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刘瑜答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倒房子的确可以很高效，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珍贵的价值被践踏。”
服务员端来了石锅凤爪。一个圆型石盘上，十来个暗红油亮的凤爪吱吱冒着热气，辣香扑鼻。刘瑜说这是一道江西菜，她每次来这个餐厅必点。谈到上次去听她的课，我问，到清华一年多，对中国大学生感觉如何？和剑桥的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刘瑜答说，上她课的学生是个“self-selected group”，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大学生群体，从很多学生身上，她还是能看出中学教育塞在他们脑中的东西。“但他至少有困惑，对与既有观念不同的事物，他至少不会有那种一触即跳的愤怒和抵触。”刘瑜语调轻快，话间很少斟酌，但是用词精到，让我想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刘瑜语录”。
回国后的刘瑜并非总是鲜花铺路，在互联网上也遭遇了几场伏击，针对她的学术能力或政治观点。对于观念立场上的抨击，刘瑜反应平静，认为思想间的冲撞是一个多元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谈及对她学术能力的质疑时，她的语速有些加快。她说，过去两年发表四篇论文，其中两篇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英文论文。“就好像说，我的同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我也有一个学术的小山包，但我在公共领域里有一个更大的山包，大家看见大的那个，就以为我没有小山包。”
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大盘的清蒸洄鱼，纤薄嫩脆的鱼片上盖着厚厚一层青葱和鲜豆豉，色味俱佳。我们交流了对这个菜的喜爱，埋头吃了几口，话题转向她对中国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我问，一年多前你刚回国时对媒体说，你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现在呢？
“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判断，和对它有日积月累的亲身感受的确是不同的。”刘瑜承认。
她说对中国的长期未来仍然抱有信心，但对三五年内的中短期则比较悲观，因为在过去一年她看到的许多事情——动车事故、小悦悦之死、各种食品安全事故，让她对中国的治理抱有深深的疑虑，她称之为“鸵鸟的制度”。
“中产阶级在崛起，城市里住房自有率很高，农民也有长期租赁的土地，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lose。所以，中国要么发生有上层参与的社会变革，要么发生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种‘社会溃败’。”
按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描述，在一个溃败社会里，道德沦丧，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向心力急剧流失，社会失去长远思维能力。刘瑜认为，所有这些迹象，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
“这很可怕。”她说，“社会溃败的成本大部分由底层来担负。我们这样的人，在北京五环内待着的人，基本不受影响。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忍心看到这个社会这样？”刘瑜几次提到“不忍”，说这是让“骨子里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她继续留在公共政治领域，有时不得不在网上“与人搏斗”的原因。
可是身在北京五环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真的能体会社会下层与边缘之痛吗？我提到社会上对公知们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只会坐在书斋中摇动笔杆，而不是出现在与不公和压制对抗的前沿。
“对于这种批评，我很欣赏我一个朋友的一句话：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普通通的人，一起一点点抬高勇气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