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逝世_万国权简历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万国权同志，因病于2017年3月23日13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国权个人履历

1940-1945 在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

1945-1947 任成都市直接税务局税务员，沈阳直接税务局课长。

1947-1953 任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1954-1957 公私合营后任天津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染化公司副经理。

1957-1963 任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委。

1964-1977 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

1977-1983 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民建天津市副主委。

1983-1993 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1993-1994 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4.03 增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4-1997 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1997 起任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1998.03-2003.03 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17年去世，享年99岁。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

万国权·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意外

1984年夏,邓颖超赴天津视察工作时,忽然提出要会见时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的万国权。邓颖超天津之行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因此,这令万国权在欣喜之中,也觉得有点意外。

7月1日,在天津政府招待所一间敞亮的客厅里,万国权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邓颖超。邓颖超一见面就握着万国权的手说道:“你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一句话顿如一股暖流热遍了万国权的全身。在会见中,邓颖超对于万国权解放后在天津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接着的一句话又给了万国权一个意外,邓颖超说:你的父亲万福麟将军,曾经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

万福麟为国民二级陆军上将,1949年去了台湾,不久因病去世。解放后,万国权因为有一个“反动军阀”的父亲而背上了出身包袱,“文革”中更因为这个原因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邓颖超这一句话不禁让万国权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于是,我们首先要把眼光投向万国权的父亲,这位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民国上将。

万福麟·从奉军悍将到抗日英雄

万福麟曾经是东北军的重要将领,由于他骁勇善战,在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平定郭松龄叛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万福麟一生打过许多恶仗,这里我们特别要介绍的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涿州之战。

1927年10月,山西阎锡山部的青年将领傅作义奇袭涿州,攻占了华北这个战略重镇。张作霖大惊,急令张学良去夺回此城。奉军善攻,晋军善守,这场战争立刻为全国所瞩目。万福麟作为张学良的先锋大将,他的第八军被置于战争最前沿,九次总攻击异常激烈,却没能动摇晋军的防线。万福麟立刻改变战术,下令挖壕沟,架铁丝网,封锁涿州城所有的出路。三个月后,城内弹尽粮绝处于绝境。傅作义不忍见几十万军民在饥饿中煎熬,出城与万福麟谈判。万福麟尽显绅士风度,当即拨给城里三天粮食,于是傅作义发表议和通电,接受万福麟的改编。此战让张学良傅作义两位少壮军人成名,也让万福麟更受张学良的器重。

西安事变爆发后,万福麟作为张学良的心腹部将,殚精竭虑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为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重新编组军队,万福麟受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在武汉大会战中,万福麟防守德安、星子一线。他以一腔报国热血,坚决执行最高当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决策,节节抵抗苦战四个月,使日军受到重创,而他自己的部队也因此损失惨重,几乎拼光殆尽。

万福麟坚决的抗日立场以及顽强的战斗意志惹恼了日寇,并招致日寇的深仇大恨。日本军方不惜悬赏巨款要万福麟全家性命。于是一场厄运降临到了万国权的头上。

万国权·从豪门子弟到乡村苦力

当时万国权已有了家室,并与母亲一起住在天津。天津已经沦陷,全家随时都可能被日寇追杀,情况十分紧急。万国权,中等偏高的个头,脸膛宽阔,目如炬、声如钟。这位将门之子,也是一条铮铮铁汉,他决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化名“王秉衡”,打扮成商人,带着母亲和妻小,在日伪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从天津大沽口乘船成功逃出天津,到达上海。

万国权虽然到了上海,但那里也是沦陷区,一不小心也要落入日寇魔爪。于是他决定沿着长江西进,去大后方寻投父亲。可是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兵荒马乱,云山万重,这一路怎么走?但万国权就是有一股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精神,他找来了一辆独轮车,让母亲和妻子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坐在上面,他双手握把,吱吱嘎嘎推着车,跟随着难民队伍,一步步日夜兼程赶路。

万国权原本生于豪门之家,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他装扮成商人还勉强像个样,可要变身为一个乡村苦力,进行强体力的万里长征,就不那么容易了。但万国权生就一副铁骨钢筋,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虽然一路上遇到无数的关卡盘查,竟无一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这一路上除了跋山涉水跨越险阻,日军的轰炸机也不时从头顶呼啸飞过,一阵轰炸之后,道路旁便躺满了死伤的民众,令人惨不忍睹。可以说这一路时时有危险,处处藏杀机,但靠着万国权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一家人终于死里逃生,几经辗转到达四川,与万福麟会合。

万国权·从热血青年到政府公务员

万国权于1919年生于吉林农安。后来随父移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他从小就崇敬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憧憬着一个强大的祖国,美好的未来。“一二·九”运动时期,他虽然并不特别清楚什么是革命,但出于爱国之心,积极参加南开中学的进步活动。一次,他要去另一所中学送一批宣传抗日活动的资料,刚出校门就被警察盯上了,万国权机警地逃脱警察,把宣传资料安全地交给前来接头的学生会主席。万国权刚刚送走了学生会主席,警察便尾随而至,把他带进了警察局。因为没有搜出东西,警察只好放他走。这是万国权早期参加革命活动有惊无险的一幕。

后来,万国权为躲避日寇的追杀,带着母亲以及妻小逃出天津来到大后方,1940年就读于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在大学期间,万国权除了攻读工商管理专科外,还博览群书,自学历史、地理、哲学、英文等等,积累各方面知识,以为日后报效祖国作准备。1945年,万国权大学毕业,担任成都市直接税务局税务员,成了一名政府公职人员。

抗战胜利后,万福麟被派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行营政务委员会主任。万国权便随父亲移居沈阳,就任沈阳直接税务局课长。

短短的两年公务员生涯,万国权亲眼目睹了国民官场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的现状,以及官员们花天酒地、荒淫贪腐的现象。特别是他担任沈阳市税务局的课长期间,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老百姓对政府官僚的痛恨,对税务人员的反感。有几次他到商店买东西,店员噤若寒蝉,竟然不敢收他的钱。万国权感到十分难堪,心情也格外沉重。这位朴实正直的东北汉子在痛苦的思索之后,毅然辞退税务局的工作,离开政府机构,回到天津,担任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万国权·半个世纪的骨肉分离之痛

万国权在天津潜心经营企业,过了两年相对安定的生活,1949年,严酷的命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时候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国民政权风雨飘摇。北平、天津的国军将领及其子女们,看到国民政府失败已成定局,纷纷准备逃往台湾。有人劝万国权一起走,可是万国权经过认真思索,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中国富强起来,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就决定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以实现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梦想。他没有料到,这一重大抉择却给他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家庭的分散与骨肉分离。

那时候万福麟正任职于北平,万国权冒着炮火从天津出发去北平,目的是劝阻父亲不要去台湾。可惜因交通受阻,电话也不通,他和父亲最终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后,万国权才知道父亲已带着他在北平上学的大儿子万紫乾去了台湾。从此万国权和大儿子骨肉分离,直到五十年后才又得以重逢。

万福麟执意去台,除了他服从最高当局的安排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知张学良已经被押送到了台湾,他要陪伴在故主身边,以便随时有个照应。万福麟赴台后任国民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刚安身下来,却于第二年因病去世。由于数百万大陆军民仓促移驻台湾,岛内情况极其混乱,其孙子万紫乾才10岁,一时间没人照看,竟然流落街头。后来被万福麟的老部下发现收留了他,再以后就不知去向。数十年后,两岸关系开始解冻,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帮助万国权在台湾寻找,但未找到。由此万国权认为孩子已不在人世,十分伤心。但中央统战部并未放弃,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寻找,终于在加拿大找到了万紫乾。

万国权得知儿子的下落非常激动,立刻启程去了加拿大。待见了面,见当年分手时尚未成年的儿子,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并由于岁月的磨难,显得格外羸弱,万国权禁不住伤感万分。然万紫乾也许痛苦太深,对父亲当年没有将他留在身边产生了怨恨,并且一直不能释怀。万国权将随身带着的一些钱交给儿子,想给孩子一点补偿,万紫乾却连这点钱都不肯收。这件事竟成为了万国权长远的痛。

半个世纪前国共两党的这场战争,不仅给民族带来了灾难,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了不幸,万国权与儿子的骨肉分离,令人扼腕叹息。

万国权·共和国的“红色资本家”

1950年,万国权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4年,天津利中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后,万国权任天津市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1957年万国权任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河东区工商联主任委员。1964年万国权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

万国权不愧是一个“红色资本家”。1950年,他以利中酸厂的负责人和资方代表的身份,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将本厂所生产的国家建设急需的硫酸产品全部交给国家包销。当时利中酸厂是华北唯一的产业基地,由于日、美产品的退出造成中国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其巨大利润,使其他行业眼红。而万国权却义无反顾地把利益贡献给国家,他认为“利中酸厂产品旺销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我们以此来报效祖国是应该的”。之后,万国权又率先将自己的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这是当时国内几乎是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行为,成为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的典范 。

万国权此举在天津工商界造成很大的震动,并触动了其他各业同行。万国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实业界大力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宣传党的政策的伟大,使那些一时不理解、甚至抱怀疑态度的工商者在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促进了天津全面实现公私合营的进程。万国权由此在对天津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发挥了“骨头、带头、桥梁”作用。

不仅如此,在解放后这十几年里,万国权还以他工作热情、坚持原则、谦虚谨慎、善于团结的优秀品质,在天津市工商界享有很高声誉,成为人人称道的“红色资本家”。

正当万国权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天津的经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之时,文革爆发了,他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万国权·铁骨傲霜雪

文革期间,万国权因为“国民军阀”的家庭出身,以及“反动资本家”的本人成分,成了个“双料黑帮”。文革前期对万国权的批斗会不断,文革后期万国权则跟其他人一起被分配到工厂劳动改造,之后又去了北京郊外的“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前前后后万国权干过搬运、拉车、种地、拔麦子、挖土方、垒砖砌墙等种种苦力活,对此万国权毫无惧色,他从来就是一个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硬汉,当年他为逃离日本鬼子的追杀,就曾经用一辆独轮车,载上全家人,行程数千里去大后方,这一次文革磨难仍然没有将他压倒,反而使他身体锻炼得越来越强健,意志也越来越坚强。

那时候,万国权主要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尤其是拉大板车,车上载有两吨重的钢板,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但万国权却以干重活感到自豪,他总是抢着去作拉车人,而将较轻的推车活让给别人。

万国权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比如每当他拉起的大板车从一条街上走过,总能闻到街头一角飘来的一阵阵诱人的芳香,原来一家食品店正在炸麻花。这时候他总要停下车,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从店里买下一堆麻花碎条,一屁股坐在大板车上美美吃了起来。文革前万国权就是工商界的名人,那些日子又常常出现在大小批斗会上,在天津市民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时候常常会有人从旁边经过将他认出,他却毫不在意只顾大快朵颐。等吃完,就朝人家一笑,站起来继续拉他的板车。这件事被人们当作趣闻传诵了多年。

后来万国权到干校被派往伙房做饭,天不亮就起床,到深夜才能睡觉,活虽然累,但总算能够吃饱,所以万国权干得特别卖力。后来谈起那段经历,万国权以他一贯幽默调侃道:“因为我表现好,审查也过了关,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伙房做饭,这可是要害部门哟,是需要政治上十分可靠才行呢!”

万国权·严冬过后是春天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花甲之年的万国权也焕发出了新的青春。他于1977年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1983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四届中央副主席。1985年1月当选为民建第四届中央执行局主任。1988年6月当选为民建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92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六届中央常务副主席。1993年2月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被增选为会长,同年9月当选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1994年3月补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7月被任命为第八届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1997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七届中央名誉副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主建国会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任,民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万国权·勤政爱民的国家的领导人

1988年,万国权调入北京,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多年里,他充分发挥新时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所肩负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积极开展工作。每当中央为深入改革而出台新政策前后,为了更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为了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他总是亲自带队到一些省、市以至基层认真地调查研究,寻求能够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听取并汇集社会各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所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他每次向中央提交的调研报告,都受到了高度重视。

1994年3月,万国权被补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了国家的领导人。之后,万国权连任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两届政协副主席。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忙碌的时刻。同万国权接触过的人最难忘的印象就是“他太忙了”,常常为了工作不知道累。他每天出席各类活动、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连午餐和晚餐的时间都是在会见港澳台同胞、华侨和外宾。一天安排四五场接待活动是常事,最多时一天安排七场接待活动。他外出访问或出差办事,从机场返京后常常来不及回家,就直接到政协上班了。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万国权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职。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时刻不忘为国家做事情,为人民谋福利。其中他对于中国老龄问题的关注,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万国权以他前瞻的眼光,敏感到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大规模地、迅速地、普遍地到来。但是一些职能部门对此尚认识模糊,尤其对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另外,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淡漠老人、远离老人的现象。不少市、县、区还没有把安老养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社会各界也未能形成共识。

对此,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万国权作为第一提案人,向大会提出提案,建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安老养老工作。在万国权的带动下,政协委员们先后提出了37件提案,强烈呼吁政府要重视和加强安老养老工作。

1998年6月26日至7月13日,以万国权副主席为团长,7名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的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对江西、广东、浙江、北京等3省1市进行了调研,广泛听取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关于安老养老的情况介绍、意见和建议。

考察期间,万国权以身作则,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有时候为了解真实情况,万国权在当地部门安排之外,还进行微服察访,从而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考察组发现,有的地区对安老养老工作重视不够。社会上存在歧视老年人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虐待、残害老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老年法》颁布三年来,执法主体一直没有明确,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老龄工作机构。

在万国权的主导下,考察组写出了一份颇具分量的报告,准备提交全国政协办公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这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开会,将九届人大的政府的工作报告草案提请大家讨论。万国权一看报告中没有提到老龄问题,有点着急,他当场发言,强烈建议朱基总理在报告中加上老龄工作的内容,并且将考察报告递了上去。朱基总理当即将报告认真看完,迅速做了批示,并交给了身旁的副总理李岚清。就在这一届人大会上,在朱基总理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中国的老龄问题,为全国范围的老龄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大门。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敬老养老宣传力度,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老年工作委员会,并由李岚清副总理出任全国老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以后,全国各地大力兴办起了老年福利事业,并建立起了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安全网,将安老养老工作一步步落到了实处。

万国权为人民幸福付出的努力,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万国权·充满爱心的长者

万国权身居国家的领导人的高位,却十分平易近人,不论对方职务高低,都一视同仁。他关心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把他们视同自己的孩子。一天他听说办公楼里一位年龄最小、职务最低的工作人员生病住进了医院,立刻亲自前去看望,令那位员工感动异常。还有一次,万国权正在餐厅吃饭,忽然发现一位女服务员悄悄地在擦眼泪。万国权立刻关心地问她为什么哭,那女孩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因为远离家乡,感到十分孤独,因此而伤心。万国权回到办公室立刻叫工作人员去买一个生日蛋糕给那服务员送去。万国权细致入微的爱心还表现在每逢节日,都要分别给身边服务人员和站岗的战士们送去水果和糕点;自己的警卫司机因工作误了用餐,他会自己花钱请他们在外面饭馆吃饭。在出席会议和外出考察的路上,他常常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去照顾搀扶年龄较高或身体不好的老人。

万国权对别人的关心,还表现在他热心帮助别人。只要对方有正当的理由提出要求,不管关系亲疏,他总是全力以赴帮助办到。有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办起来有难度,或者一时难以办到,万国权就一次次打电话去催,直至落到实处方休。所以一些国家部委的工作人员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万老来电话。事实上万国权这股较真劲儿,令每一个工作人员敬佩之至、敬仰不已。

万国权为别人办事特别热心,可他对待自己却十分苛刻。他个人生活极为清苦,饮食方面也非常节约。万国权到外地考察或出席会议时,一再叮嘱接待从简,尽量不给地方添麻烦。除了工作,他很少参观游览,总是速去速回,绝不多停留一天。他总是说,工作人员很劳累,要尽量为他们减轻负担,要减少地方的经费开支。一位政协委员回忆,有一次万国权带领一个团队进入一个扶贫县进行调研,当地领导为万国权等人接风,摆出了丰盛的宴席,万国权见此十分生气,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领导,并命令撤下酒水,就桌上的几个菜下饭,匆匆吃完了这一餐。万国权对领导干部严厉,对普通工作人员却特别亲切,每次结束考察将要离开时,总是要去厨房看望大师傅,看望为他服务过的宾馆服务员以及保卫人员,主动和他们合影留念、并且握手道别。

万国权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北洋军阀的家庭走出,带着报国的梦想,投身于时代的大潮之中,最后跟定共产党,成了一位国家的领导人。

万国权的一生也充满着曲折艰辛,他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显示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他面对着人民大众,则怀着大爱,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今天,万国权已经从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这位慈祥的老人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大事。近几年,作为中国诗酒文化协会的名誉会长,他还常常向有关人员询问关于酒类立法进展的情况,并不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万国权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无论公德还是私德,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